真相：2009年5月1日，财政部和国税总局调整烟草消费税，同一天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出《调整国产卷烟调拨价格的通知》，要求维持烟草批发价格不变。这意味着2009年提高烟草消费税并没有影响卷烟零售价格，也不会带来消费量的下降。相比2009年的销量，2010年卷烟销量持续上升。

据《烟草行业全产业链财务分析》数据，2013年至2018年税收占比呈上升趋势；成本费用占比2015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之后稳定在32%的水平；利润占比2016年下降了2个百分点，之后保持在20%的水平。

提高烟草消费税必须反映到烟草价格上。

避开第一个“坑”后，烟草消费税提升，税价联动，烟草消费理论上应该下降，但由于卷烟被分为不同的品类，不同品类的价格差异很大。当存在许多可选的替代品的情况下，小A原来消费的20元/盒的卷烟涨价后，小A可以选择原来更低价位的卷烟品类，用100元依然可以买到100支卷烟（5盒）。

真相：在中国市场上，高价卷烟盒低价卷烟的零售价差距有云泥之别。据媒体报道，2015年卷烟消费税提升后，一包3至5元的低价卷烟在全国城乡的绝大多数市场都能买到，低价卷烟的轻易获取使得青少年更容易尝试第一支烟。

“青少年购买卷烟既‘便利’又‘便宜’，一些烟草零售商甚至将卷烟拆包单只售卖，青少年便可用0.15-0.25元，购买到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支卷烟并由此上瘾。”——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万霞副研究员

“只要存在低价卷烟，就会像一个诱饵一样，用可以获得的价格，引诱青少年继续吸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郑榕教授

2015年卷烟消费税提升，税价联动后，烟草销量仅在2016年短暂下降后，就从2017年开始持续上升。

由于烟草的成瘾性，烟草的需求价格弹性低，应大幅提高烟草税价并简化卷烟品牌价格之间的差异。

避开前两个“坑”，烟草消费应如预期般下降。但是，2019年新的财税改革方向再次为烟草消费税本应产生的健康收益带来了不确定性。

2019年国务院公开的《关于印发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的通知》中提出消费税改革方向为“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

2024年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了消费税的改革方向。据媒体报道，近期中央财办有关负责人在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5年经济工作部署”中提到，争取在消费税改革方面取得新突破。

在消费税改革的这只靴子落地前，让我们推导一下：

若消费税后移并下划地方，地方政府是否会为了充盈地方收入，缓解财政压力，更多促进烟草消费，营造更适合吸烟的社会环境？

这就意味着，地方层面的其他控烟措施（如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禁烟）将面临极大的挑战，室内吸烟现象将会被地方政府所默许，更多的烟草广告将会出现，促进烟草消费。

当暴露在频繁可见的烟草广告和随处可见的吸烟行为中，小A对吸烟的认可度会进一步提升，甚至可能会从别的预算里（如购买书籍、食品、娱乐等）挤些钱出来，买到和原来一样多、甚至更多的烟。

“烟、酒从人类健康的角度上来看有负外部性，各国都设置高税率提高价格抑制消费并列为中央税。如果将这部分烟、酒的消费税后移给地方，各地都会鼓励烟、酒的销售，不利于纠正负外部性”。——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

消费税征收的重要目的是为了减少消费行为，寓禁于征，而不是创造消费环境，鼓励消费。健康中国战略要求，任何政策的制定都应把卫生与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消费税改革应将烟草消费税单独考虑，烟草消费税不应进行地方分税，应继续保持中央税。

若从经济规律的角度，“拉弗曲线”能够很好地解释税收和消费的关系。

“拉弗曲线”设想了政府的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当税率在一定限度（图中的“临界点”）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够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限度，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消费的增长，使得税基减少，税收收入反而会下降，这个时候，再继续提高税率，反而会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

控烟的目标，是减少烟草销量，降低吸烟人数，即拉弗曲线的右侧。对于政府来说，拉弗曲线上端左右两侧都可以获得差不多的税收收入。而对于烟草公司来说，更希望将税率控制在拉弗曲线的左侧。

目前已有的提税方案，可以提高政府的收入，但可能并不会带来吸烟人数的大幅减少，距离“以税控烟”最终目标的区域仍有很远的路。

现实生活中，通货膨胀率也会让烟草的可负担性不断提高，烟草税只有持续不断地提高，才有可能对抗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因此持续、大幅的提税才能让烟草税这一控烟措施持续发挥作用，从而让小A能够买到的卷烟数量不断减少最后慢慢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