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记者 杨睿 实习记者 黄晏浩 詹堃
北京即将进入生活垃圾全面强制分类时代。这个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哪一环掉了链子便不可持续。

本文原载于《财新周刊》2020年第1期,发表于2020年01月06日
继上海之后,北京也将于2020年5月1日正式进入生活垃圾全面强制分类时代。2019年11月27日,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决定,12月18日,修订版《条例》对外公布。
按照国务院部署,到2020年底,全国46个重点城市都将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生活垃圾将强制分类,46座城市率先实施
据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介绍,上述《条例》原计划在2020年3月1日施行,后在最终表决时推迟至2020年5月1日。“垃圾分类毕竟不是一阵风,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他说,“北京市给出半年时间,让各方面都适应了,条件也成熟了,这项工作才能够实现平稳过渡,社会各界也能接受。”
的确,近20年来,垃圾分类的风在包括北京在内的多个城市已经吹了好几轮,每一轮的无疾而终都证明了这一点——垃圾分类是个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哪一环掉了链子便不可持续。
垃圾分类是一连串的事件:它的前端在社区分类环节,按照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最新的规范,生活垃圾应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大类;中端是由社区、企业、个体和政府等多方参与的垃圾回收运输分拣系统;后端则是指垃圾处理环节,方式包括填埋、焚烧或生化堆肥等。
拥有如此长链条的垃圾分类,是一个前端、中端、后端联动的过程,后端处理能力和处理方式,决定前端的分类方式和中端的企业行为;前端的分类行为与效率和中端的企业效益,也可重塑后端的利益分配,倒逼后端的产业布局。四类垃圾中,占比约50%的厨余垃圾的处理是最大难点,也是痛点。
发生在垃圾分类主管部门国家住建部家属大院里的故事,生动地说明如果后端的厨余垃圾处理能力跟不上,前端分类就不可持续;当四分法将可回收物单独分出,如何将处于中端环节的废品回收与前端分类打通则成为另一个重点及难点——废品回收曾是一个巨大的民间市场,养活了一批城市底层移民,但这个有效率的市场与政府垃圾减量资源化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而在垃圾处理的后端,主烧派和反焚派辩论多年,逐渐形成了一些共识,比如源头减量化才是生活垃圾最优的管理之道,但焚烧、填埋还是生化处理,是一道更复杂的选择题。
“上策是源头减量,其次是资源化,这样可以减少无害化处理过程的成本、压力和污染。”北京市政府参事、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向财新记者指出。
采访中,多位专家指出,垃圾分类不宜搞“一刀切”。中国工程院院士、无废城市建设试点专家委员会主任杜祥琬认为,以何种手段将垃圾资源化会影响到垃圾的分类方式,因此各地要因地制宜,设计出一个总体闭环方案。“而不是上级说要分类,大家赶紧一窝蜂分类。我不主张搞运动。”
在2019年11月14日的上海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上海市副市长汤志平作《关于本市推进生活垃圾全程分类管理情况的报告》指出,号称“最严垃圾分类”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自2019年7月正式实施以来的四个多月,上海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效果好于预期,全市1.2万余个居住区达标率已由2018年底的15%提升到目前的90%。
离强制垃圾分类还有不到四个月,北京这座拥有2100多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将会拿出一张怎样的成绩单?财新记者实地走访多个小区发现,厨余垃圾的前后端衔接仍然会是垃圾分类的痛点与难点;废品回收体系如何嵌入垃圾分类的系统工程,仍需不断探索。垃圾分类服务成了“诱人的”蛋糕,各方为争夺补贴一拥而上,但少见成熟的商业模式。作为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垃圾分类显示出来的难度和复杂性不容低估。

前端:住建大院的厨余垃圾难题
在中国,垃圾分类的行政主管单位是国家住建部,住建部的家属区位于北京海淀区甘家口街道的住建大院内。
住建部机关服务中心物业办公室主任徐绍梅,多年来一直负责大院院区及办公区的社区管理工作,当然也包括垃圾分类。她对与住建大院有关的数字倒背如流——3100多户、1万多人、32栋楼、2.7公顷土地、200多家经营办公单位,她甚至清楚地知道院里一共56组垃圾桶分别摆在什么位置。退了休的老领导常拿她打趣,说她管的事比美国小镇的镇长还要多。
说起垃圾分类,徐绍梅感慨道,很多事情难以持久,总是“高高低低地发展”。
2012年3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部以立法形式规范垃圾处理行为的地方性法规。住建大院当时还是由家委会管理。徐绍梅跟着机关服务局的领导去杭州参观学习垃圾分类。南方人的细致和规范让她印象深刻,她至今还把一个从杭州带回来的垃圾分类冰箱贴吸在办公室的铁皮档案柜上。
从杭州返京后,住建大院的垃圾分类工作拉开序幕。“我们拿出好几万元买袋子、入户宣传,进出大院的道杆上都是垃圾分类标语。其他部委的领导来大院常会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徐绍梅说,“当时大家还不太知道有垃圾分类这回事。”
回忆起七年多前轰轰烈烈的垃圾分类活动,徐绍梅觉得有时挺受打击。“我们院里的居民特别认真,发现自己分完垃圾后,在垃圾站又被搁一块儿了,就说我们是在搞形式主义。”徐绍梅说,当时压力真的特别大,“其实是因为后端的垃圾运输、处理设施跟不上”。
为了自己解决厨余垃圾消纳难题,住建大院甚至还引进了一台厨余垃圾堆肥设施。“机器每三天可以处理75公斤厨余垃圾,需要三天才能腐熟为有机肥。尽管处理量小,但至少有示范效应。我们告诉居民,咱们的厨余垃圾有出路了,小区绿化也能用。”但后来徐绍梅发现,厨余垃圾的盐分太高,堆肥之后根本不能用,“而且机器虽说是免费提供的,也还得维修保养,否则就都报废了。”
厨余垃圾又称湿垃圾,是指家庭中产生的菜帮菜叶、瓜果皮核、剩菜剩饭、废弃食物等易腐性垃圾,含水率高,易产生渗滤液,易腐败进而散发恶臭。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决定了厨余垃圾占生活垃圾的40%-60%。2019年,曾有研究抽取北京市96个小区,对进入垃圾桶站的垃圾分拣后发现,厨余垃圾占比超65%,可回收物约10%,有害垃圾不到1%,其他垃圾占比20%-30%。这一比例与全国情况基本一致。
2017年,北京市再次推广垃圾分类。从当年8月开始,住建大院又开始了新一轮垃圾分类活动,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垃圾要分类投放。其中,厨余垃圾由海淀环卫五队收运,要运往40公里开外位于北京西六环的海淀区大工村餐厨厨余厂;其他垃圾则由海淀环卫中心运往六里屯填埋场填埋。大院内设有三处废品回收站,因此基本不设置可回收垃圾桶,居民们不出院门便可将废品卖钱。
这一次,徐绍梅明显感觉到后端的处理能力有了提升,还带着大院居民们去参观垃圾焚烧厂。退休的住建部老干部们成立了调研小组,做了一份关于垃圾分类的调研报告。但问题又来了。开始厨余垃圾分类的那个夏天,大院里分类好的厨余垃圾没办法全都运走。这让徐绍梅发愁,“这样下去不行,臭烘烘的,垃圾桶里都长蛆了,既有环境影响,也有卫生防疫方面的问题”。于是,她把住建大院所在的甘家口街道、市环卫五队、市政市容委、垃圾分类服务第三方、物业公司几方请到一起开会,研究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当时提出来能否一趟拉走。但环卫五队说,沿途几个试点小区就这一辆厨余收运车,拉到住建大院这里时,就只能拉8桶(厨余),再多的就拉不了了。我说,那你能不能跑两趟,下午再来一趟呢?环卫五队的人说他拉到大工村,光是排队倒垃圾就得等到下午1点。倒垃圾的口也就1米见方,根本没时间跑第二趟,人家那边早就关门了。”徐绍梅回忆说。
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据徐绍梅给出的数字,住建大院每天可以单独清运走的厨余垃圾为606公斤,其他垃圾14吨。为了避免厨余垃圾堆积所造成的环境影响和卫生防疫问题,无法及时清运的厨余垃圾只能混装混运。
“我们的居民会很认真地监督,我们也会特别公开地告诉他们,就是后端处理还不太跟得上。但咱们总不能把垃圾放在这儿臭着,该分类还是得分,居民也能理解。我们不能打击居民的积极性,要培养起分类意识是特别难的。”徐绍梅强调,既然法律规定必须分类,那就应该对北京市匹配多大的后端处理能力有一个测算,“如果没有,这事肯定会反复。”
距离北京实行全面强制垃圾分类还有不到四个月时间,对于前端居民到底会分出多少厨余垃圾,尚未有公开数据。如果参照上海,截至2019年8月底,已经强制分类两个月的上海市湿垃圾分出量已达到9200吨/日,较2018年底增长了130%,较2019年7月增加了约1000吨/日,湿垃圾的分出量创新高。而根据北京市城管委最新数据,2019年1月-10月,北京市生活垃圾清运量日均达2.60万吨。如参照生活垃圾比重(40%-60%)计算,厨余垃圾将会达上万吨。根据公开资料,目前北京市9座生化处理设施处理厨余垃圾的总产能为5750吨/日。两个数字间存在明显缺口。
2019年12月18日北京市发布的新版《条例》虽明确规定垃圾“不得混装混运”,但删除了修订草案中“不分类、不收运”的说法,改为“要求其改正,拒不改正的则向城管执法部门报告”。不过,《条例》也将垃圾“混装混运”的处罚金额由“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提高为“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从2017年开始,住建大院所在的甘家口街道一直采购北京乾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乾运公司)的垃圾分类服务,一年项目预算为133.8万元,由财政全额拨款。财新记者搜索公开招标信息发现,乾运公司的垃圾分类服务重点在厨余垃圾。项目设立厨余垃圾桶专职管理员,7点至9点以及17点至19点需要指导居民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实施对居民厨余垃圾投放的二次分拣工作,保证厨余垃圾桶垃圾的纯净。海淀区市政市容委及街道会对乾运公司进行考核。
考核办法规定,日厨余垃圾分出率(分类率=厨余量÷小区生活垃圾总量(小区人数×0.9公斤))达到5%以上,方可相应支付乾运公司1700元/吨厨余垃圾的补贴。而对居民参与率,招标文件中并未做明确要求。
环保组织“零废弃联盟”的政策主任谢新源,2019年在北京调研了20多个社区的垃圾分类情况。他发现,一些小区内的厨余垃圾主要依靠二次分拣员从居民投递的混合垃圾中分拣出来,有些居民甚至不知道自己家的小区已经开始施行垃圾分类。在他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北京市现在普遍以厨余分出率考核垃圾分类服务公司,而很少考核居民参与情况。然而,二次分拣无法真正发动居民参与垃圾分类,只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完成硬性考核目标。
住建大院的一位居民告诉财新记者,他们从2017年开始垃圾分类,会在家先把垃圾大概分一下,她下楼买菜时也常看到有人会拿着火钳在垃圾桶旁分拣。财新记者在小区随机掀开几个厨余垃圾桶,发现不少桶内仍混杂着混合垃圾袋、外卖餐盒等其他垃圾。
徐绍梅介绍,“政府购买服务,是垃圾分类过程中的一个有益补充。第三方服务公司会看居民分得对不对,如果没分对,会进行相应的引导与教育。不是厨余的则要拣出来。”她也坦言,确实应向第三方提出要求,对厨余垃圾桶管理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如何指导居民分类。但她认为,购买第三方服务比2012年时采取的“绿袖标”制度效果要好,至少有合同约束。2012年北京推行垃圾分类时,可以招募志愿者戴着绿袖标在垃圾桶旁进行监督。但住建大院内的50多组桶需要太多人力,便请物业公司的保洁员上岗,兼职做二次分拣,每月拿400元-600元的补贴。没过多久,“绿袖标”制度也无疾而终。
如果50多组垃圾桶需要太多人力,那么是否可以像上海那样强制撤桶,定时定点投放?徐绍梅也有顾虑。“这50多组垃圾桶设在哪里,是反反复复经历十年才固定到今天的位置。我要扔垃圾,需要垃圾桶,但不能设在我家楼下,这就是邻避效应。我的顾虑是桶一旦撤了,如果实施效果不好,有可能就再放不回来了。这大院32栋楼,2.7公顷的土地,56组垃圾桶,撤不好的话,就容易引起其他的矛盾”。
湿垃圾不出小区的探索
能否让厨余垃圾不出小区“在地利用”,近年来也成为多方探索的新方向。
2019年,住建大院的物业方北京万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联合本地NGO(非政府组织),利用院内机关食堂的有机垃圾(果皮、蔬菜等),按比例搁上红糖和水,经过三个月发酵后制成环保酵素,作为除味的保洁用品。这种方法消纳了大院里几百公斤的厨余垃圾。“以前小区里的厨余垃圾桶到了夏天会有味道,有时还有蛆。2019年我们把酵素浇上去,效果特别好。”徐绍梅说。
她认为,酵素也好,堆肥也好,都是在寻找厨余垃圾的出口,但这确实很难。按照海淀区财政补贴标准,前端收集厨余垃圾,政府会给予1700元/吨的补贴,这还未算上运输及后端处理等费用,而厨余垃圾单独收运无疑是一笔不小的投入。
新修订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也明确提出,市、区政府应按照集中与分散处理相结合的原则,推进厨余垃圾源头就地处理,对厨余垃圾就地处理设施的建设、运行给予指导和经济补助。但财新记者发现,厨余垃圾在地消纳既是机遇,也存在乱象。尤其一些“化腐朽为神奇”的新科技,亟待验证其经济可行性。
财新记者在北京朝阳区某垃圾分类示范小区看到两个堆肥箱,媒体曾多次宣传这一亮点工程。居民可把厨余垃圾倒进堆肥箱,待其发酵成活性肥料,肥料可做小区绿化肥,也可免费提供给居民作花肥。但进驻该小区的垃圾分类第三方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这种堆肥箱只是摆设,“因为中国的厨余垃圾盐分和油脂过多,简单堆肥后盐分浓缩,用来施肥很有可能造成土壤板结。这些肥会跟一般的肥料按照1:10或1:20的比例掺起来,说白了就是这些肥是有问题的。”
为了让厨余垃圾“在地消纳”,同样位于北京海淀区的万科西山庭院小区几乎把能想到的招都尝试了一遍。万科公益基金会项目官员陈特介绍,西山庭院很早就开始使用“24小时堆肥机”来处理厨余垃圾。2005年前后,西山庭院经马连洼街道获赠一台十几万元的“24小时堆肥机”;2008年,万科公益基金会成立,基金会又出钱买了一台,一直用到2018年。
堆肥的原理是在一定温度、湿度、碳氮比和通风条件下,利用微生物及动物把有机质转化为腐殖质的过程。陈特是学生物出身的,在他看来,市面上所谓的“24小时堆肥机”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误导,即便也有微生物作用,但其主要目的只是将厨余垃圾中的水分蒸掉。“减量的效果非常明显,出来的东西确实不多了。但说白了就是个小型厨余烘干设备,其实应该叫厨余干化机。”
陈特介绍说,自然堆肥过程耗时很长,一般要40天以上,甚至要两轮才能真正实现价值。这就像酿酒发酵的过程,时间越长最终产品越好,有效菌就越多。厨余干化机会使用一些能快速发酵的菌,但一晚上发酵出来的东西并不能作为肥料,只能做二次堆肥的引子。24小时以内甚至是两三天堆出来的肥都不用考虑,也不该被当做肥料。“而且一台机器一个月动辄花两三千元的电费,对社区来讲是一笔很大的花销。”
除堆肥速度慢,占地面积大也是城市社区堆肥面临的一大问题。“低层建筑尚可,14层以上的居民楼就不用考虑了。动辄100公斤-200公斤的厨余垃圾,有的社区在规划时根本没有设计这样的空间。”陈特说。
那么,高密度社区的厨余垃圾怎么办?遇到这些挑战后,2018年12月,万科公益基金会、北京昊业怡生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昊业怡生)和北京万科物业达成合作,开始了一次“虫子吃厨余垃圾”的探索。虫子是指一种腐生性昆虫黑水虻,它原产于美洲,幼虫在自然界中能够取食畜禽粪便、餐厨垃圾等腐烂的有机物。1万只黑水虻可以在24小时内处理约800公斤的餐厨废物,它被联合国认定为对人类安全的昆虫。
近年来,随着垃圾分类话题升温,西山庭院的黑水虻也成为一个“网红”项目,不断有官员、社区物业、NGO、专家、记者等前来参观。
财新记者在西山庭院西北角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里,也观摩了这台网红“养殖箱”。这台绿色的设备共分八层,每层是一个托盘。打开最底下的托盘,密密麻麻的白色幼虫在厨余垃圾间蠕动,状似蛆,个头不及指甲盖大小,它们24小时不间断地吃厨余垃圾,且偏爱高盐、高脂口味。这些虫子由15克形似淡黄色豆腐渣的虫卵孵化而成,1克虫卵大约就可以孵化出1.5万只黑水虻,成本只需几十元。
“我们每天要做的就是把厨余垃圾粉碎,再投入消化盒内摊平,投放幼虫。这些虫子会在机器内生长8天。每天进一层、出一层,因此设计了八层。”在机器最顶部的第八层里,黑水虻的个头已明显长大,埋在厚厚的粪便里。旁边还有一些是黑水虻不喜食的塑料,主要因目前尚未强制居民对厨余垃圾“破袋”(即去除盛装厨余垃圾的塑料袋)。
西山庭院小区共644户居民,不同季节产生的厨余垃圾每天在20公斤(冬)-140公斤(夏)不等,平均下来每天有100公斤。昊业怡生为西山庭院设计的处理量也是100公斤/日,能100%实现厨余垃圾零废弃。“虫粪可以堆肥,烘干的虫子也可以卖,用来喂鸡喂鸭,南非还有公司专门提取蛋白。整个房间基本不消耗能源,所有的消化厨余的动力来源于虫子,除了保暖和除臭设备运行稍微耗点电。”
但陈特同时也坦言,目前的黑水虻项目还在试验阶段,重在生态效益展示以及对社区居民做垃圾分类教育,整个模式尚处在亏本状态。“一台机器的造价超过30万元,更贵的其实是人工,就算只用一个人,一个月开出的工资也要6000元-8000元。”目前,万科公益基金会也在探索分散式厨余管理方法是否有可行的经济模式。此外,虫子的下游销售渠道也需打通。
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资深项目主任刘华认为,上述万科项目是一种值得关注和探讨的尝试,这种生物处理厨余垃圾的技术,在一定规模下的经济可行性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但由于其体量较小,目前还不能反映出这一处理方法能否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
此外,还有一些“让厨余垃圾不出家门”的探索引发了争议。修订后的《条例》规定,有条件的居住区、家庭可以安装符合标准的厨余垃圾处理器。北京市城管委固废处副处长马建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北京市目前已有部分小区试点安装了厨余垃圾处理机,只不过安装这种大型机器,需要有初期投入和后期的运行维护成本,特别是受安装场地限制,只能在有条件的小区逐步推广安装使用。
马建骥还提出,也有个别家庭试点在厨房洗碗池下安装了厨余垃圾粉碎机,将粉碎后的厨余垃圾直接排入下水道。他认为,今后可以和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沟通,考虑是否能将厨余垃圾粉碎处理机作为建筑物的附属配置之一,让部分有条件的小区试点安装。财新记者在一些电商平台上看到,目前市面上的家用厨余垃圾粉碎机售价在1000元-3000元不等。
但厨余垃圾粉碎机也遭遇不少反对声音。刘华就反对推广安装厨余垃圾粉碎机,他认为这只是把厨余垃圾粉碎,从固态变成了含有水的,然后进入下水设置,但有机质还是存在于自然环境中,是变相地增加水处理压力,“这个就是污染转移”。
中端:“废二代”的垃圾生意
垃圾分类三环节中,与前述发生在前端社区里的故事一样,发生在中端的故事也曲折而富有时代烙印。
垃圾分拣回收曾经是一个巨大的民间市场,它养活了一大批自称“破烂王”的城市底层移民,但这个有效率的市场与政府垃圾减量的目标也并不完全一致。
1991年前后,河南信阳人老徐北上“淘金”。在地少人多的河南老家,乡亲们口口相传,十多年前曾有位从信阳到北京的周姓老校长,最初靠拾荒补贴开支,渐渐凭借废品回收赚了钱。“在北京收破烂能赚钱,我们就亲戚带亲戚地来了。”老徐说。直到今天,北京的废品回收业者中,河南信阳人仍占很大比例,他们形成了大都市边缘一类独特的社群。
2003年,老徐在北五环外的昌平区东小口村开了家旧货市场。东小口曾是京郊最大的废品集散地。老徐在村里租了六七十亩地,砌上院墙隔成一个个院子,每个院子盖上两间房。这些小院就租给收废品的,房子可以居住,院子则用来存放和分拣废品。老徐介绍说,最鼎盛时,东小口村周边从业人员近5万人,至少有80%是河南人。
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的废品回收业者,就是这样把城里的废品送到东小口村等废品交易集散地,在集散地经过分拣、打包、压缩后,再运到北京市周边进行深加工。这个群体将城市生活垃圾与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再生利用市场联结起来。
但与此同时,东小口村人货杂居、散乱污的生活工作环境以及露天堆放引发的消防隐患等,也不断引发外界关注。
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的废品回收业者,就是这样把城里的废品送到东小口村等废品交易集散地,在集散地经过分拣、打包、压缩后,再运到北京市周边进行深加工。图/财新记者 蔡颖莉
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的废品回收业者,就是这样把城里的废品送到东小口村等废品交易集散地,在集散地经过分拣、打包、压缩后,再运到北京市周边进行深加工。图/财新记者 蔡颖莉
谈及废品回收与生活垃圾的关系,北京市政府参事、北京市城管委副总工程师王维平伸出两根手指向下,摆出一个“人”字形。“手掌部分是生活的终端产物,下边分出两岔,两者之间紧密关联:玻璃、金属、塑料、纸、胶皮,这五类拣出来就有人收,后端会有人再加工;没人拣的就变成了垃圾,进入垃圾处理厂。”
王维平给出了一组数据:2016年,北京市进入垃圾处理厂(焚烧、填埋、堆肥等均包括)的过磅垃圾量约为760万吨。与此同时,北京市四环路外82个废品交易集散地,运往外地的废品量过磅称重后也是760万吨。
“政府对垃圾收集、运输、转运、处理全链条每年要支出40多亿元,平均下来1吨垃圾要花500元左右。如果没有废品回收这一支,垃圾量翻一番,财政投入也会相应增加。”他说。
2014年夏天,东小口拆迁,平房院落被高楼大厦取代,废品集散地随着城市的扩张,不断向外围迁移。老徐的经历和东小口的变迁成了时代缩影,与其他仍在废品回收行业坚持的同行不同,老徐的业务重心逐渐从废品回收转向垃圾分类。
老徐的儿子徐源鸿从小在东小口长大,自称“废二代”。他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分别念了计算机和管理专业,成为废品界的“高材生”。徐源鸿认为,废品回收亟待行业升级。早在东小口时期,他就提出政府应该将废品回收纳入垃圾治理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并提出要建设一个绿色分拣中心来做垃圾分类。于是,父子二人联手创业。用老徐的话说,公司经历了垃圾分类模式的三次迭代。
所谓1.0版的垃圾分类,在老徐看来,就是带上绿袖标扒垃圾桶。2014年左右,父子俩带着公司一帮人承接了北京市部分街道的垃圾分类工作。“就是用钩子把厨余垃圾扒一个桶里。没什么意义,前面居民没有分类,可回收垃圾也被污染了,而且靠二次分拣效率太低,搞了一年多我们就不搞了。”老徐说。
北京昌平一废品回收站点内,工作人员对垃圾进行进一步分拣。图/财新记者 蔡颖莉
北京昌平一废品回收站点内,工作人员对垃圾进行进一步分拣。图/财新记者 蔡颖莉
2015年之后,他们开始和另一家公司合作投放2.0版的智能垃圾箱,但父子俩发现没什么人参与。“老年人不太会刷卡攒积分,年轻人不在乎那点钱。一些企业对外称智能柜节省人工成本,实际上没怎么省。一套柜子几万块钱,还有电、接网、基建的成本。”徐源鸿说,而且智能柜的空间就那么大,如果不压缩的话几个快递箱子就满了。负责清运的人可能刚走,一会儿又得回来;不走的话,可能等半小时也没人来投。“人力不仅没减少,反而更频繁了。”
2017年起,徐源鸿开始了3.0版垃圾分类模式——上门回收干垃圾。他所指的干垃圾,是干燥、干净、无异味的垃圾(即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居民可以免费得到一个30公斤-40公斤容量的蓝色袋子,除厨余和其他垃圾不要,锅碗瓢盆、烟灰缸、泡沫、笔、各种玻璃、键盘、各种各样的快递包装、填充物、衣服鞋袜都可以往里放。袋子满了之后,居民只要通过手机App预约,就有专人上门回收称重。每公斤干垃圾会返给居民8毛钱的“环保金”,环保金可用来兑换生活用品。
之后,成袋的干垃圾会被送往位于昌平区的“爱分类”分拣中心。财新记者在该分拣中心看到,车间敞亮干净,并没有特别恼人的气味。一辆干垃圾运输车将满满一车的回收袋倾倒下来,传送带上,工人们都在低头分拣,一人负责两三种品类。一位女工称自己从河南农村来北京打工,包吃包住,每个月能挣3000块钱,“地里也收不出啥东西,在这儿工作挺好”。
车间里,铝制易拉罐、可乐瓶(PET)、盛放洗衣液的低压白壶彩壶(HDPE)、餐盒(PP/PET)、玻璃瓶、塑料布(高压)、花塑料布(PP)、X光片(PET)、录像带、磁带、光盘、泡沫、酒盒子、床垫弹簧、销毁的档案文件等,都被分门别类地堆放着,共有50多种。
“光是塑料就可以分出好多种,你能分得清什么叫PP、PS、PVC、HDPE吗?根本分不清,居民分出来还得我们后续再分。”据徐源鸿介绍,“爱分类”已经打通这些废品的后端再生资源去向,目前收来的干垃圾资源再利用率可以达到95%-98%,厨余垃圾定点交投参与率在20%以上——除了干垃圾,“爱分类”还在一些小区设置了厨余垃圾定点交投绿桶,每公斤奖励1积分,然后由“爱分类”的厨余运输车运往后端处理厂。
徐源鸿称,目前“爱分类”的服务已覆盖昌平区273个小区和丰台区的一个街道,App注册用户有小10万人。加上一线回收员、分拣员、宣传员、指导员、物流司机、办公人员等,公司共有近300名员工。一名回收员可以服务1000户-1500户,长期驻在小区。“‘环保金’不是买垃圾,而是给居民垃圾分类的奖励,让他们更有动力去分类。”徐源鸿介绍,现在他们覆盖的小区,居民干垃圾分类的参与率普遍超过80%。

2019年12月5日,北京市昌平区的“爱分类”分拣中心内,工人将从居民家回收的“干垃圾”分拣出50多个品类,再卖给下游再生资源企业。图/财新记者 杨睿
那么,“爱分类”模式与废品回收有什么区别呢?徐源鸿介绍,废品回收在垃圾分类的长链条中只是一个环节,是逐利性行业,其特点是挑肥拣瘦、缺斤少两——只要高价值的废品如塑料瓶、硬纸壳等,既占体积重量又轻的泡沫就不回收,那些低价值的可回收物,最终还是流向了焚烧厂和填埋场。“我们车间里60%以上的东西,废品回收业是不要的。”他说,“1吨干垃圾收上来时要800元,但如果分拣后卖出去可卖到1000元/吨以上,我就有差价可赚,可以用差价来补前端上门回收投入的成本。而且这种模式规模越大,分拣越细、差价越高,利润也就越高,具有造血功能。”
除了上居民家回收的干垃圾,“爱分类”也承接机关单位、上游废品回收站等B端的废品。徐源鸿也坦言,其实这些B端业务目前占的比重最大。
他认为,“爱分类”的一大亮点是可以极大实现垃圾减量化。他所谓的减量化,并非源头的生产和消费环节减量,而是将已经产生的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率最大化,避免很多低值可回收物直接去焚烧和填埋。但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博士后李长军认为,高价值可回收物总是会被部分居民、社区保洁员、废品回收者回收,低价值回收物在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并不大,“爱分类”模式对垃圾减量有意义,“只是意义并没有想象中大”。
李长军说:“重视可回收物的城市通常不是很重视厨余垃圾,因为这是理念和路线的不同。一个是在以前再生资源回收基础上的升级版本;另一个则是根据我国垃圾分类特点重新设计、彻底改革的垃圾分类。说白了就是想不想老百姓也参与到分类中来。”王维平则对财新记者表示,“爱分类”模式本质上还是废品回收,“北京已计划建设13个分拣中心,‘爱分类’只是过渡时期的产物”。
财新记者走访发现,目前像“爱分类”这样试图打通垃圾分类与再生资源之间产业链条的企业并不少,朝阳区的一些小区也有再生资源回收站。一家第三方企业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回收站基本上可以达到14个小时值守,居民可将可回收物卖给回收站,不同类型的纸板、塑料、玻璃、衣服等对应不同的价格。如果居民不愿意在家分得如此细致,也可以打包价格卖给回收站,再由回收站员工二次分拣。
2019年12月初,《北京日报》刊文《积极探索可持续的垃圾分类模式》,作者署名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北京市特聘专家冯文。他在文中称,严格的经济学模型证明,企业打通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之间的全产业链条是可行的。该模型也表明,以覆盖片区居民户数衡量的企业规模,是决定企业的垃圾分类服务成本和再生资源回收收益之间能否取得平衡的关键因素之一。他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计算结果表明:在垃圾分类补贴标准为18元/月/户和居民参与率为80%的前提下,企业规模平衡点大致为服务20万户居民。
冯文称,现实中,即使企业规模从一开始就达到了平衡点,政府在一定时期内提供垃圾分类补贴也是必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居民参与率有一个逐渐增加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因为企业重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的投入,和机械化、信息化、规范化等手段带来的规模效应是随时间变化的。
“现在垃圾分类服务市场的盘子很大,各类企业都想争政府的补贴。但补贴一停,往往就会断血。”一位不愿具名的行业人士评价说,企业的基因也不尽相同,有原先做废品回收的,有环卫集团乃至后端垃圾处理厂将业务向前延伸的,还有此前已长期在社区做二次分拣的垃圾分类服务企业。据《北京日报》报道,截至2019年6月,全北京市共招标垃圾分类第三方服务308包,有30多家垃圾分类专业公司参与了垃圾分类等业务。
在一位观察北京垃圾分类多年的专家看来,北京的垃圾分类目前呈现出一种“诸侯割据”的局面。
“街道都是各搞各的,它们会自己聘请垃圾分类公司。而这种垃圾分类公司一般会划地盘,可能有能力占据几个街道,但缺乏像上海那样统一的绿色积分框架,也有重复建设的问题,每个垃圾分类公司都会搞一套自己的App或小程序。”他说,“一旦这些企业运行不下去了,就破坏了此前与居民达成的‘契约’,从而使居民丧失对垃圾分类的热情和信心。”
这也是住建大院的徐绍梅所担心的问题。据她十几年的观察,住建大院的可回收垃圾基本都让捡破烂的捡走了,还有一些会被保洁员、翻垃圾的拾走,“基本上不会剩”。她也曾思考,是否要采用机械式或是智能化的回收柜。2018年曾有智能垃圾分类企业找过徐绍梅,对方看中住建大院的广告效应,提出可以免费投放回收机器。“一来我想看看这个是不是成熟,其次长时间的社会管理经验告诉我,设在哪里也是个问题,设不好将来就会引起其他矛盾,例如噪音扰民。此外,还有维保问题以及是否可持续的问题。一旦维保期过了,或者公司不存在了,这些回收柜又会成为一堆垃圾。”果不其然,2019年徐绍梅所说的这家智能回收企业陷入运营困境,已正式向法院申请破产重组。
“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这么大的一个大院,想要建立模式很难,想摧毁它很容易。”徐绍梅说。
末端:垃圾焚烧是与非
如果说中端可行的模式之争,最终可以交给市场以自由竞争的方式去解决,那么在垃圾分类的末端——垃圾处理环节,是焚烧、填埋还是生化处理,则是一道更复杂的选择题。
2019年12月下旬的一个冬日,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固体废弃物管理论坛上,多家国企、上市企业的代表不约而同地谈到垃圾分类对焚烧企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垃圾分类大背景下,这已成为寒冬里的热话题。
在垃圾分类的大背景下,曾有反焚派与主烧派两种声音。“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焚烧与填埋之争有了明确定论,焚烧成为垃圾处理的主流选择。2016年12月,国家发改委与住建部联合发布《“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2016-2020年),明确到2020年底,设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要占到无害化处理总能力的50%以上,其中东部地区达到60%以上。由此,垃圾焚烧发电获得国家层面的大力推广。2018年,北京垃圾焚烧量首次超过填埋量。
但仍有不少专家反对焚烧作为垃圾处理主要方式。2017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宋国君课题组曾发布《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指出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巨大,不仅需要高额公共财政补贴,其达标排放后仍有排放的二噁英类危险空气污染物所造成的健康损失也相当高昂——每焚烧1吨生活垃圾的社会成本约1089元,包括764元的健康损失和325元的各类补贴。
另一篇论文《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方法与应用——以北京市为例》显示,2015年北京市生活垃圾“收集-转运-焚烧”全过程社会成本为2253元/吨,远高于40元-300元/吨的生活垃圾处理费标准。
宋国君课题组报告指出,假定2015年北京已经实施分类减量,实现源头分类、厨余单独处理、可回收物资源回收利用,将会使生活垃圾管理社会成本从42.2亿元降至15.3亿元,下降64%。分类后入厂垃圾成分会发生变化,可能导致渗滤液产量率减少,所需辅助燃料量降低、二噁英浓度降低。因此报告建议,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厨余单独处理、可回收物回收利用,能够显著、全面地降低生活垃圾管理的社会成本。
但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徐海云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存在的排放不达标与前端是否进行垃圾分类关系并不大,而是技术存在缺陷,垃圾分类后,那些排放不达标的厂还是会不达标。“此外,有部分企业原先确实是为圈钱圈地才进入焚烧行业,因此管理上也存在问题。”在他看来,以炉排炉为代表的生活垃圾焚烧处理方向不会改变。炉排炉是一种垃圾焚烧技术,其应用占全世界垃圾焚烧市场总量的80%以上。
后端处理手段决定了前端的分类方式,而前端分类行为的变化无疑也会倒逼后端垃圾处理产业的布局。一方面,垃圾分类会减少焚烧的总量。2019年7月上海实行强制分类后,据上海市绿化市容局数据,至2019年10月底,湿垃圾分出量增长1倍,达到约8710吨/日(湿垃圾一般做好氧堆肥或厌氧发酵处理);干垃圾处置量减少33%——焚烧企业的总收入中约三分之一来自垃圾处理费,总量下降则意味着收入减少。据中金公司测算,若生活垃圾焚烧量减少20%,焚烧企业总收入将下降约9%。
另一方面,湿垃圾分离有利于提升垃圾的热值(单位质量或体积的燃料完全燃烧时所放出的热量),从而提高发电效率。E20研究院高级分析师李少甫称,中国的垃圾焚烧技术虽从国外引进,但由于厨余垃圾比例高、含水量多,因此需要对额定热值做出相应调整。即使混合垃圾进入焚烧厂会经历几日的发酵脱水过程,入炉垃圾的水分仍比国外高,热值也相应偏低。垃圾分类后,厨余垃圾分出,水分降低而热值升高,每焚烧1吨垃圾产生的发电量会提高。由于焚烧企业70%-80%的收入来自电价补贴,补贴收入也会随之增加。
垃圾处理费用减少,不过发电效率和发电收入提高,看上去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焚烧企业不吃亏。但实际上,焚烧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加复杂。尤其是一些早期项目,焚烧炉在设计时对热量有一定耐受度,进炉垃圾热值提高,会缩短焚烧炉寿命,加快折旧和大修。“以前热值低,要用热风助燃。但如果热值提高到2200千卡/千克以上,不仅不要热风助燃,炉排还要增加水冷功能,制造和控制变得复杂。还牵涉后续投资、管理等一系列投入。”徐海云说。
李少甫指出,上述影响目前大多还停留在理论层面,“这一切的前提是把厨余垃圾全部分出来,或者分出一定的比例”。
屡受争议的垃圾焚烧排放,也有了进一步规范。2019年12月初,生态环境部出台《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监管将更严格。《规定》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实施后,全国400余家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颗粒物、氮氧化物等5项烟气排放数据,将全部向社会公开。尽管这被不少行业人士视作挑战,但业内也普遍认为,实行垃圾分类后,排放控制难度有所下降,如垃圾渗滤液的排放,而且由于湿度下降,垃圾处理的固体排放难度和气体排放难度也会下降。
另一被热烈探讨的政策动向,与垃圾发电补贴有关。2019年7月10日,财政部官网在答复人大代表时提出,拟对已有垃圾焚烧项目延续现有补贴政策;另一方面,考虑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效率低、生态效益欠佳等情况,将逐步减少新增项目纳入补贴范围的比例,引导通过垃圾处理费等市场化方式对垃圾焚烧发电产业予以支持。业内人士称其为“国补退坡”。
除焚烧行业自身受到的技术、政策影响外,光大证券7月发布的研报认为,垃圾分类对焚烧企业的影响取决于湿垃圾(厨余垃圾)处置产能能否落地,而湿垃圾处置产能取决于湿垃圾生化处理设施的建设水平。如果湿垃圾处置产能不够,那么分离出来的湿垃圾终究还是会进入垃圾焚烧企业。
2019年7月上海实行强制分类后,至2019年10月底,湿垃圾分出量达到约8710吨/日。而最新统计显示,上海目前湿垃圾资源化利用能力只有5050吨/日。根据《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年)》,到2020年湿垃圾资源化利用能力要达到7000吨/日。
11月份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冯经明曾提出,由于湿垃圾分出量远超预期,上海市湿垃圾末端处置能力不足,建议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科学规划和布局湿垃圾的处置设施。当时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回应称,目前上海市已建成湿垃圾集中处置设施6座,更多湿垃圾项目已经在建和纳入规划。据了解,上海市的一些湿垃圾处置项目也已紧急上马:浦东老港镇原计划2020年二季度投产的上海最大规模湿垃圾资源化处理项目已于10月24日实现试运行;2020年二季度前,上海计划建成3座湿垃圾资源化项目,到2022年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上海市绿化市容局还预计,今后湿垃圾的高峰分出量可能要达到11300吨,并计划将湿垃圾的处理能力提高到每天11630吨。
在北京,根据市城管委2019年12月发布的数据,2019年1月-10月,全市生活垃圾清运量790.36万吨,日均2.6万吨,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9.97%。目前,全市共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30座,总设计处理能力约3.03万吨/日,其中焚烧设施11座,处理能力1.67万吨/日;生化设施9座,处理能力5750吨/日;填埋设施10座,处理能力7931吨/日,焚烧和生化等资源化处理方式占比达到73.85%,可满足全市生活垃圾处理需求。
从终端处理设施的负荷程度来看,2019年6月,北京市城管委主任孙新军表示,目前全市有29个垃圾处理终端设施,都在满负荷甚至超负荷运转,没有丝毫弹性,牵一发动全身。如果清运、处理不及时,就会给居民日常生活带来很大影响。
从远景规划来看,据北京市城管委数据,到2025年底,本市的垃圾分类焚烧能力可达3.58万吨/日,厨余垃圾的生化处理能力稳定在5750吨/日,并视实际情况增加或优化工艺,全面实现原生垃圾“零填埋”。
两相比较可发现,2025年底北京市的生化处理能力与2019年齐平,没有显著提升;焚烧的处理能力则翻了一番多,将弥补此前填埋场对垃圾的消纳能力。“如果后端厨余垃圾处理能力匹配不上,就有理由怀疑垃圾分类的执行力。分出来的厨余垃圾到哪儿去呢?”多位关注生活垃圾管理的人士向财新记者表示。但王维平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今后“光盘行动”、净菜进城等减量化手段会大大降低厨余垃圾量,减量化才是生活垃圾最优的管理之道。
徐海云告诉财新记者,目前厨余垃圾的处理技术是有的,但厨余垃圾要进行收集和利用,需要跨过五个台阶:一是定时定点收集;二是计量收费;三是处罚偷倒;四是经济负担能力——新加坡2011年建成运行不久的300吨/日的厨余垃圾项目倒闭,该厂采用德国厌氧消化技术工艺,倒闭的原因就是成本高;第五则是要有足够的土地来接纳肥料。
“有些地区说要把生活垃圾中所有的厨余垃圾都分出来,可很少有城市能跨过这五个台阶。表面上是分出来了,但执行不下去,因为厨余垃圾长期没有人要。”徐海云以北京某堆肥厂为例,称该厂建成到现在十多年来,堆出来的肥料一直没人要,只能进填埋场。
“应该承认的是,目前的生物处理方法远非完美,确实还面临一些挑战,例如经济可行性、技术壁垒以及最终产物的用途,或许在一定时间内我们不得不妥协,接受填埋和焚烧这些最不优先推荐的垃圾处理方法。”刘华认为,“但我们绝不能本末倒置,就此放弃探索更好的固体废弃物处理方法,而去简单粗暴地拥抱填埋和焚烧。”
版面编辑:王喆 李江梅(实习)
设计:高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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