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基尼系数仍然维持较高水平。基尼系数用于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数值范围为0到1，越接近0表明收入分配越趋向平等。0.4是区分收入差距是否合理的分界线，基尼系数在0.5以上则表示收入悬殊。

中国基尼系数近20年一直在0.47附近徘徊。

投资、出口和消费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70年来，三驾马车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呈现波动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总量小，基础设施落后，对外开放程度低，需求结构很不稳定。近年来，内需（消费和投资）拉动作用增强，需求结构改善，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

2017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0.9%，其中消费贡献率为58.8%，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压舱石”。2013年至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6.2%，比资本形成总额高12.4个百分点。

再来看中国资本市场发展。1990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先后成立，中国股市开始发展。截至2019年8月，已有3000余家上市公司活跃于市场之上。

近20年来，A股各行业总市值体量不断变大，其中银行一直是行业巨头。截至2019年8月29日，中国银行业总市值达到9.1万亿元，排在第二的非银金融总市值为5.8万亿元。

细分企业性质，A股2000余家民营企业、近400家中央企业总市值分别为19.8万亿元和19.1 万亿元，远超其他企业。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在宏观层面取得巨大进步，具体到民生的方方面面，“中国奇迹”又投射出怎样的现实？

先看人口发展。

从最初认为人口是宝贵资源——“人定胜天”，到人口成为负担而实行计划生育“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再到政策松动，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出台，人口数量与政策的关系亦十分微妙：严控人口时，出生率随着政策出台应声下跌，但放开二孩后，却出现了让生也不生的情况。

2013年末，“单独二孩”政策获通过，人口出生率出现缓慢回升，但难以持续。随即，2015年出生率又大幅降低。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人口出生率回升到12.95‰，但2017年、2018年又持续回落。

人口政策的松绑与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老龄化加剧有很大关系。

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启动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但同时也带来了人口抚养比下降的人口红利期。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所教授李建民曾撰文指出：“2011年至2012年中国人口出现了一个对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结构性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和老年人口的加速增长，使得人口抚养比长达36年的下降趋势也出现了逆转，这意味着人口红利的终结。”

落实到衣食住行，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

2018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8万元，较1978年增长了165倍。

而衡量通胀水平的经济指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以1978年为100计算，2018年CPI达到650.9，通货膨胀率为 551%。收入增长跑赢通胀。

恩格尔系数通过计算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来衡量人们生活水平的高低。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2017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这也是中国恩格尔系数首次处在低于30%的水平。从1978年在60%徘徊到降至30%以下，中国用了40年时间。

中国人在吃上的消费占比减少，在住房的投资却持续增加。1981年至2017年，全社会住宅投资由295.8亿元增至86985.3亿元。

1978年，住房福利分配逐渐被货币化分配取代，商品住宅走进中国人的生活。

一方面，人们可以自主选择改善居住条件，另一方面，亿万中国人也因此背上沉重的财务负担。“开市”后，楼市经历数轮调控与刺激，房价虽有小幅波动，但整体上看是一路高歌猛进，高房价成为人们对房子最切实的感受。

出行方面，旅客运输总量自1949年不断增长，2012年达到峰值380.4亿人次。其中，公路客运量与客运总量高度相关，这表明公路出行是中国人最主要的出行方式。

2013年旅客运输总量和公路客运量急剧下跌则得益于私人汽车拥有量的攀升——2013年私人汽车拥有量达到1.05亿辆，较2012年增加了1663余万辆，此后每年以近2000万辆的速度增加。

出行方式发生变化，出行速度也越来越快。高速公路里程已从1988年的0.01万公里增加到2018年的14.26万公里。

2008年8月1日，中国首条高铁——京津城际铁路从北京南站驶出，虽然这段铁路只有120公里长，但中国人的高铁序幕就此拉开。至2017年底，中国高铁营业里程达2.5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量三分之二，“四纵四横”主骨架已基本形成。

除却衣食住行，医疗、教育方面的变化也令人瞩目。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全国医疗机构数和医卫人员数取得了较大增长。1981年，中国医疗卫生机构数迅速增加，较1980年增长4倍有余。

2018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到99.7万个，其中医院数达到3.3万个。执业医师达到301万人，注册护士409.9万人，药师在2017年达到45.3万人。

1985年中国启动医改，主要对国有医院进行改革，改革提高了医疗水平，却造成“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医疗服务价格增长及卫生总费用的增长极为迅速，大大超过GDP和居民收入增长幅度。

从1978年到2018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65倍，而在同一时期，人均卫生费用增长了330倍。卫生总费用从1978年的110.2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5.3万亿元，增长了477倍，而同期中国GDP仅增长245倍。

2017年，中国教育经费总投入首次突破4万亿，为42562.01亿元，比2016年增长9.45%。

4万亿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主要包括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企业办学中的企业拨款，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等）占大头，为34207.75亿元。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至少占GDP的4%，被认为是一国政府教育投入的最低“红线”，是世界通行的衡量一国教育水平的指标。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制定的《教育2030行动框架》，“GDP中至少有4%-6%分配给教育”是公共教育财政的关键目标之一。

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在2012年首次超过4%，此后一直保持在4%以上。2017年占比为4.14%，但已连续两年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