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在2015年11月的一次新闻通气会上透露，目前全球的新精神活性物质，“相当一部分在中国生产”。中国成为此类被称为“第三代毒品”的系列新型合成毒品国际制造与流通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一些掌握一定化学知识的制毒者，通过改变化学配方，生产调制出与被管制毒品功效相近的“替代品”，再以线上交易、包裹邮寄等形式运往海外。制毒与禁毒开始了新一轮竞速跑。

2014年11月底，武汉某高校副教授张某，打算向国外投递两个包裹。然而这两个包裹并没有通过武汉海关的例行监测。

“当时这两个包裹上，并没有写明内含什么东西。我们通过X光机扫描，发现里面是规则的晶体，疑似化学品。”武汉海关的工作人员遂对包裹进行第二道邮检程序，即拆包检验。在提取样品进行毒品试纸检验后，结果显示其呈现“冰毒阳性反应”。

“但它既不是海洛因等传统毒品，也不是冰毒这一类的合成毒品，我们一时无法判断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武汉海关缉毒民警向财新记者讲述。随后的几个月里，武汉海关又连续截获了八起邮寄类似可疑白色粉末的包裹。

武汉海关通过湖北省公安厅，将这些神秘的化学品移交公安部国家毒品实验室请求鉴定。经检测，包裹内的东西名叫“3,4-亚甲二氧基甲卡西酮”，是市面出现的新型毒品“甲卡西酮”类的变种，2014年1月1日已经被列入国家一类管制精神药品名录。

甲卡西酮，属于传说中的“丧尸药”，是一种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高效精神类药物，可致幻。

● 据媒体报道，2012年5月26日，美国迈阿密男子鲁迪·尤金突然对一名路人发动袭击，将其面部大部分咬下，后被赶来的警察击毙。警方怀疑其事前摄入了致幻药物，这类药物便有了“丧尸药”之名。

● 2015年5月，一则《“丧尸药”现身哈尔滨》的新闻引起了国内民众对“丧尸药”的关注。新闻报道称：“哈尔滨市禁毒支队缴获新型毒品甲卡西酮7000克、冰毒（甲基苯丙胺）300克，收缴作案车辆两台，彻底斩断了一个山西长治到黑龙江哈尔滨的运毒通道。”

在武汉海关处，疑似“丧尸药”的出现，引起了有关部门的警惕。虽然邮包上的联系人信息皆为虚构，武汉海关还是通过邮件渠道倒查的方式，逐步追查到一家名叫“武汉凯门”的化学品制作公司。

2015年6月17日深夜，武汉海关联手武汉公安，突击进入该公司位于武汉市江夏区的一座仓库，中国版“绝命毒师”张某的制毒工厂就此曝光。

“它给人的第一感觉，就像一个很大的化学实验室一样，摆放着各种大型的反应器皿。我们到达的时候，它们还在运转、生产。”

参与抓捕行动的武汉海关人员向财新记者描述，整个厂区被严格细分为若干特定区域，分别屯放和制造各色原料、助剂等，“在一个房间里做出这一步骤的成果后，再到下一房间进行下一步，跟化学实验室一样。”

现场查获了大量化学品。“光蹲在地上提取厂区堆放的袋装化学品，我们就花了两天时间。”武汉海关工作人员表示，当晚现场查获有现货6公斤，其中就有10种属于当时已被列管的禁药，可以定罪。现场还有更多当时尚未被列入明令禁止范围的“变种毒品”3,4-亚甲二氧基乙卡西酮，那是制毒者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而自行研发的替代品。甲卡西酮被列管后，制毒者转而制造乙卡西酮。

武汉海关的工作人员称，制毒者推出替代产品的初衷，是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在管制目录更新不够快的情况下，打法律的擦边球。

武汉海关的工作人员还介绍，除了现货，通过对该公司账目、生产纪录、库存纪录、销售记录的调查，这家制毒工厂涉嫌已卖出200多公斤确已列管的禁药。“当时公安部的专家来到这个制毒工厂，表示这家工厂规模已经具备了公斤级的生产能力，意思是它一个流程生产下来，可以制造至少是公斤级以上的化学品了。”

大学教授化身“绝命毒师”的故事，这在中国不是第一次。

2015年《三秦都市报》《华商报》等报道，曾是西安某高校化学教授的陆某，将制作甲卡西酮的配方提供给陈某等人。陈某等人经多次试验，成功合成甲卡西酮后，再以每公斤400元的价格卖给陆某。随后，陆某再通过物流手段将毒品转手卖给谭某，谭某逐步将毒品转卖给下线，最终这些毒品一部分流向了缅甸。警方破获该案时，查获新型毒品甲卡西酮128公斤、半成品2000余公升，缴获毒资500余万元。

2015年10月12日，咸阳市中级法院对陆某等人制作贩卖毒品一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陆某、陈某明知甲卡西酮是国家规定管制的精神药品，在没有任何许可的情况下，非法生产含有该药品的制品1000多公斤并向外销售，应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禁毒办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副巡视员魏晓军介绍，所谓“新精神活性物质”（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又称“策划药”或“实验室毒品”，是制毒者为逃避打击，对管制毒品进行化学结构修饰后得到的毒品类似物，具有与管制毒品相似或更强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

它在2013年《世界毒品报告》中首次被提出，联合国给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定义是，没有被联合国国际公约（包括《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和《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管制，但存在滥用，并会对公众健康造成危害的单一物质或混合物质。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预测，该类物质将成为继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后全球流行的第三代毒品。

武汉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的工作人员具体对财新记者描述，目前，通俗来讲把毒品分为三代。第一代，是以海洛因为代表的传统毒品，以植物提取为主；第二代，即以冰毒、K粉、摇头丸为主要流通品，多为化学合成；第三代毒品即新精神活性物质，甲卡西酮的变种形态即属这一类毒品。

“大多数新精神活性物质是从欧美发达国家实验室中‘设计’出来的，其深加工环节和消费市场也主要集中在国外。”魏晓军透露，长三角等地一些具有化工、医药知识的人员受境外贩毒团伙利益诱惑驱使，通过互联网、电话等方式联络，根据境外不法分子品种、数量等需求，采取订单式生产并经邮寄等渠道输出，并利用各国管制差异逃避打击。

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副所长、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主任刘志民此前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介绍，国际已经列管的毒品一共有234种，而根据联合国的报告，截至2014年12月，近几年新出现的并已在人群中引起滥用、却未被联合国《麻醉药品公约》和《精神药品公约》列入管制的物质（即“新精神活性物质”）有541种。

“这500多种新精神活性物质绝大多数都是化学合成的，也有少数是天然来源的，比如‘阿拉伯茶’。”刘志民说。

2015年3月，一个名叫田海军（Haijun Tian）的中国公民从中国抵达洛杉矶国际机场时被捕，美国国土安全部、联邦毒品管制局等执法部门认为，田海军在中国制造了巨量违禁新化学合成毒品原料，然后以粉末形式通过快递出口到美国中间商手中。田海军实验室制造的这些原料，可被用于制造一种类似于大麻的合成毒品，美国中间商只需要对其进行简单的化学反应。《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将田海军称为“世界最大的合成毒品制造商之一”。

然而，让中国公众开始知道中国成为此类“第三代毒品”生产源头的，是2015年9月一则“澳洲丧子父亲来华卧底调查致幻剂”的消息。9月13日，澳大利亚第九频道《60分钟》播出纪录片《卧底在中国》，讲述了一名澳大利亚少年因服用致幻剂跳楼身亡后，其悲痛欲绝的父亲假扮成富豪，卧底找到一家位于安徽合肥的合成致幻剂原料生产商的故事。

2015年10月1日起，中国正式施行《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下称《办法》），其中的《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目录》一次性增列116种新精神活性物质，国家毒品实验室对财新记者表示，加上前期已列入《精神药品品种目录（2013年版）》的13种新精神活性物质，目前管制总量达129种，覆盖当前全球九大类新精神活性物质。覆盖除植物类（已在2013年12月收录入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列管目录）外的其他八大类新精神活性物质。湖北张某制造的“变种”3,4-亚甲二氧基乙卡西酮，也被此次《办法》列入管制范围。

“事实上，新精神活性物质与已被列管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性质是一样的，已经在人群中出现了滥用，造成了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严重的会导致死亡。”刘志民对财新记者表示。

上述物质在国内的生产和销售之所以最初并没有列入管制，公安部禁毒局侦查指导处处长赵仲忱解释，这类新毒品的贩卖和消费地区主要在欧美，中国对此最初的反应属“末端反应”。“我们原来不知道全球有这样的物质，但是不断地接到国外执法部门发来的协查函，告诉我们中国生产的某类物质流到国外去，给当地人员带来危害，当地的滥用极为严重。”

“这类物质在国外列管之后，当地人不能直接去制造，就通过网络和我们国内化工类制造企业取得联系，我们国内企业‘接受邀约，订单生产’。”他介绍，国内一开始并没有把这些物质当做毒品，“但现在我们知道了国内有这样物质的生产，我们现在的反应非但不是末端的，且是主动主导打击这类现象”。

国家禁毒办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推动最高法、最高检等部门及时制定新增列的116种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定罪量刑标准。

在山西省长治市，财新记者曾随机搭乘了四辆出租车，四位司机中有三位表示，“长治筋”盛行的时候，他们都抽过。这种白色粉末状物体，曾是晋东南一带颇受欢迎的“提神药”。

长治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工作人员称，长治的甲卡西酮吸食情况，大概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灭绝到死灰复燃三个阶段。

2010年初，长治市出现了一种俗称为“筋”的毒品，在当时的毒品市场一出现，价格就在3000元至6000元不等。

“当时，我们公安机关并不清楚‘筋’的底细，2010年上半年，本地公检法对此类案件一般都按咖啡因处理。”

长治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工作人员表示，“筋”的滥用迅速蔓延，社会上议论纷纷，领导也批示要求严厉打击、查明来源，公安机关压力很大。

● 2010年8月28日，长治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破获了以陈林锁为首的特大贩毒案，缴获毒品“筋”50公斤。

● 2011年1月10日，长治市公安禁毒部门和技侦部门联手破获了以赵彩平、赵志伟夫妻为首的家族经营特大贩卖甲卡西酮案件，缴获甲卡西酮375公斤。

● 2011年3月22日，长治警方再破获一起以郭建平为首的特大贩毒案，缴获甲卡西酮107公斤。

上述贩毒人员的上线，也在警方的摸排调查中渐渐露出真容。

● 2011年4月17日，长治警方一举破获了以河南安阳人李五只为首的特大贩毒案件，打掉其位于天津市的甲卡西酮生产厂家。

在这一阶段，甲卡西酮在毒品市场上的价格一路飙升。从一开始的每公斤6000元-12000元不等，到2010年的后半年就上涨到每公斤6万元，2011年又上涨到每公斤10万元以上。

2011年“4·17”特大贩毒案件的破获，给长治市的甲卡西酮吸贩毒活动带来致命打击，市场明显萎缩。由于失去货源，当时毒品市场上甲卡西酮的存货1克狂涨到1500元-2000元不等，合每公斤150万-200万元。2011年的后半年至2013年的两年多时间里，甲卡西酮在长治基本灭绝。

长治警方认为，甲卡西酮之所以能在短期内迅速占领长治市毒品市场，最重要的原因是“发现之初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根据长治警方提供的资料得知，长治市及周边地区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民间即出现吸食咖啡因的风气，因为这有利于当地煤矿工人以及煤运司机，可以维持长时间连轴作业。到上世纪90年代，为了使吸食者更感兴奋提神，贩卖者开始往吸食的咖啡因中加入添加剂，这种添加剂在毒品市场上俗称为“筋”。当初添加的“筋”是麻黄素，后来由于国家对麻黄素加大管制而难以获得，加上海洛因和当年的“新型毒品”冰毒等的出现，给毒品市场带来冲击。长治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工作人员认为，实际上当时长治的咖啡因市场已经出现萎缩。

原来吸食咖啡因的群体，大部分是拒绝海洛因和冰毒的——他们认为海洛因和冰毒是毒品，吸食容易成瘾，而咖啡因和“筋”不是毒品，吸食不会成瘾，危害不大。2010年，当贩毒者将甲卡西酮引入长治，并披着“筋”的外衣大肆贩卖时，甲卡西酮得以迅速在长治蔓延泛滥。长治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工作人员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吸食者不认为“筋”（甲卡西酮）是毒品，这迅速吸引了原来吸食咖啡因和吸“筋”的群体。另一方面，新产生的冰毒吸食者群体，在断货时也用“筋”解决所需，结果发现这种“筋”比冰毒还有效，也开始把“筋”作为吸食之物。

主要生产地在哪里？目前并没有权威定论。财新记者根据目前已被查获的诸多个案统计，国内至少山西、陕西、天津、湖北、湖南、吉林、河南等地都出现过新精神活性物质制贩案例。

湖北张某的制毒工厂位于武汉本地；在山西长治警方2011年破获的“4·17”特 大贩毒案中，主犯的甲卡西酮生产工厂位于天津；长治本地亦有制造甲卡西酮窝点被警方清查，两起案件的原料和设备来自河南郑州；在长治与辽宁营口警方2013年3月联合破获的重大制贩甲卡西酮案件中，毒品从湖南长沙、吉林长春两地的工厂流出；得到西安化学教授陆某传授制毒秘诀的陈某，曾在陕西省渭南市租用化工厂房，开始甲卡西酮的试验和批量制造，后转至陕西省三原县继续生产，直至事发。另据魏晓军的介绍，长三角地区也被认为是一些具有化工、医药知识的制毒人员活跃的地区。

“它是一大类物质的总称。”国家毒品实验室工作人员对财新记者介绍，新精神活性物质具体包括九类（合成大麻素类、卡西酮类、苯乙胺类、色胺类、氨基茚类、哌嗪类、氯胺酮类、苯环利定类、植物类及其他类），每一类中又有数百种单一的物质。

从结构上来说，新精神活性物质又可大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延用已有毒品的主体结构，但又对其结构进行细微修改，“比如一棵大树，树干不变，在这里或别处加一个小枝桠，就不是原来那棵树了。”该工作人员解释。另一类则是完全创新，靠化学物质合成。

尤其是前一个特点，使制贩者有机可乘，钻管制目录的漏洞，逃避法律制裁。魏晓军表示，新精神活性物质大多尚未列入国际管制目录，具有制造上的主观故意性、法律上的非管制性、种类上的多样性和快速更新性、滥用人群的广泛性以及社会危害的严重性等特点。

这类毒品的更新速度特别快。

“就像那棵大树，把一根枝桠改插在上面还是下面、左边还是右边，都可以变化出一棵不同的树。”

另一类则是完全创造出的新结构物质。除植物类外，其他新精神活性物质均是靠化学物质合成。

国家毒品实验室工作人员对财新记者解释，制毒者只是对现有毒品分子式的位置进行极小的变化，就可以变化出很多种化合物，不断更新，且这些新变化出的化合物还不在管制之列。

另一方面，在查办相关案件时，这一特点也让缴获毒品的检验和鉴定面临不小的困难。国家毒品实验室工作人员告诉财新记者，检验需要有纯品（即已知为某化学品的高纯度标准物质）作为参照，才可确定是某一种物质，但新精神活性物质更新速度太快了，新物质层出不穷，检验难度很大，“可能等我们跟上这个新物质的时候，它可能已经不生产了，又出下一代产品了”。

该工作人员举例，九大类中的合成大麻素类，从2011年开始流行到现在，已经出到第八代产品了。

“说第八代都是老的数据，现在可能都已经出到第九或第十代了。”

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法规和管制目录必然滞后于新型毒品问世的速度，全球的制贩者正是利用这一特点逃避监管和制裁。

就有关部门已经查获的案例看，新精神活性物质的交易方式也很隐蔽。武汉海关缉私局办案人员介绍，制贩者通常会选择伪造品名。国家毒品实验室工作人员也表示，国外最常见的方法是以植物肥料、香料等方式寄送运输，并在包装上标明“非人类食用”字样。

“这类毒品最初的形态大多是粉末状或晶体状的固体，但为了追求更大利益或更隐蔽地销售，制贩者还会把它添加到其他物质当中，比如将新精神活性物质溶解之后喷涂在叶子上，就可以像卷烟一样卷着吸。”国家毒品实验室还发现有加到巧克力、果冻、液体里的案例。

甚至“邮票”也能作为一种伪装形式。

警方曾见过一种印有各种图案、状似小型邮票的厚贴纸，制贩者将“邮票”浸入融化了的新精神活性物质中，吸毒者可以将这种特制“邮票”置于舌下含服。

该人士介绍，纵观三代毒品，基本都起源于国外。海洛因和冰毒最早都是研究出来做麻醉剂或镇痛剂等药用的，后来才出现滥用；新精神活性物质最早也是国外医药公司、科研单位或大学教授研究出来，作为新药使用，后来发现这种化合物滥用的弊端更大，就叫停了，但有一些不法之徒利用这类化合物作为毒品去传播和滥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充沛的化工制造能力被贩毒网络利用，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赵仲忱在回答财新记者关于互联网是否为查缉管控难点问题时表示，境外不法分子与国内制造商联络的主要渠道就是网络，“销售也主要通过网络进行联系，再通过邮递物流等其他渠道，输送到国外去”。他承认，治理网络涉毒，尤其是新精神活性物质问题，确实是一个大难题。

赵仲忱介绍，公安部和国家禁毒办在2015年初组织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网络扫毒专项行动，破获一批大案，有的案件涉及数千人。他认为，要加强对此类新精神活性物质从中国生产出口海外的力度，还要发挥网络服务商的主体责任。“我们发布了《互联网禁毒公约》，组织互联网企业主动在网上搜集非法信息，进行删除。同时我们也提醒国外的执法部门，国外也要开展网上不法信息的清理。通过我们的技术手段，从中还要挖取一些线索，侦破一些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