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排放：能源转型之路
以2009年的哥本哈根协议为始，中国的节能减排之路已走了近将七年。
若仅从数字解读，中国的能源供给转型效果不可谓不显著：能源消费增速自2011年开始下降，尤其占碳排放比重最大的煤炭消费更被显著遏制。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2012至2015年期间，全国煤炭消费年均增长2.3%，显著低于2005年以来的平均水平；2014、2015年，煤炭消费分别自2013年的42.4亿吨下滑至41.2亿吨和39.6亿吨。
尽管如此，煤炭仍是中国碳排放的大头，其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是石油的5倍还多。根据IPCC计算公式可知，2014年煤炭造成的碳排放占所有能源总碳排放量的74%。
生产
与
消费
细究煤炭的生产与消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二者的增长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并且增速在2011年达到顶峰，分别为11.19%和8.77%。正因当时的煤炭价格高企，生产者加足马力，为后来的库存堆积埋下隐患。自2012年起，生产与消费的增速双双跌破2.0%，并在2014年变为负值
「转型」，
还是
「衰减」？
不可忽视的是，近年来中国的能源结构「转型」，除制造业主动做出调整、以清洁能源取代燃煤外，转型期叠加经济下行、传统工业衰退，亦是能耗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对诸多倚赖重工业的地区而言，关停高污染、高能耗的制造业以求得能耗下降，无异于「刮骨疗毒」：控制能耗立竿见影，但同时第二产业出现显著滑坡。
通过分析煤炭消耗量变化与第二产业生产总值间的对应关系，我们定义了以下两种「能耗下降」的模式：1、有质量的改善，在能耗低增长、负增长的同时，第二产业仍能得到发展；2、单纯的衰退，第二产业与能耗同步滑坡，或降速更高。数据显示，消费煤炭最多的省份依次为山东、山西、内蒙古和河北，消费量超过30000万吨/年，与其他省份拉开极大差距。同年，四个省份的第二产业增速均现回落。山东省第二产业增速回落超过1个百分点，内蒙古、河北增长微弱，山西省则出现-7.34%的负增长。
可供对照的是，广东省在连续三年能耗负增长的情况下，工业生产总值仍能保持高增长。北京市则大举减排，连续五年能耗增长为负的同时，第二产业增长速度依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以高污染的第二产业为核心，山西、内蒙古等省终于走到尴尬境地。减排就意味着「壮士断腕」，以关停工厂、削减产能为减排的主要路径。进入2015年，随着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行，工业利润微薄，停工停产不再单纯为政府要求，而成为铁矿石、煤炭、钢铁等行业的一致选择。
但如果不依靠能源产业，靠什么拉动GDP？
「煤电联营」可能是出路——煤炭价格跌落，为热电提供巨大利润空间。2015年山西省公布的《山西电力产业三年推进计划》中则显示，全省未来两年将开工火电项目2754万千瓦，总投资1626.6亿元。而投资何来？众多煤企计划「借新还旧」，以借贷方式拉动新项目上马。
2015年初环保部将环评审批权下放后，即在山西省内遭遇尴尬一幕。被环保部否决的中煤平朔、华润电力等两个山西省内「低热值煤发电」项目，在山西省环保厅直接通过环评；七个月内，又有其他23个同类项目通过省厅环评。
堆积的煤炭产能无从消化，为力保GDP及「稳定」更难以割舍。然而若无法忍受阵痛，仅依靠转移原有产能维持生机，无异于饮鸩止渴。
转型
并非
一日之功
被雾霾围困多年，京津冀地区同样身负减排重担。根据中国清洁空气联盟报告显示，该地区需要将污染物削减七成，才能在2030年实现「PM2.5年均浓度35微克/立方米」的目标。治污不仅需要京津冀地区治理，也需要周边如山东、河南等省市的协作。
由上图可以发现，不同地区对不同品种的能源需求也有所不同：河北占了焦炭消费量的五分之一，北京、上海等超一线城市则更需要煤油来维持城市的正常运作，而煤炭资源广受好评，内蒙古、山西、山东等比例相近。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市的煤炭消费已经连续多年负增长。这不仅有赖于第三产业的成熟，更因为作为首都，北京可以关停部分工厂、或将污染产业迁移至周边地区，以达到减排效果。与此同时，北京的第二产业发展也在逐年减缓，2014年仅增长不足5%。
即便如此，2015年末北京仍拉响雾霾「红色预警」，11月30日当天局部地区PM2.5浓度接近1000微克/立方米。中国环科院的研究称，本次严重雾霾天气的污染源主要是本地排放，尤其机动车排污。
相较于直接消费量，单位GDP能耗是个更合理的分析指标。在十一五规划中，全国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设立了节能减排目标，要将单位GDP能耗降低12%至22%不等，最终全部顺利完成。
然而这也使得河北省的处境则更为尴尬。2014年，河北省煤炭消费量首次出现负增长，同时带来的则是第二产业增长乏力，相较去年增幅几乎为零。2015年河北与德国能源署签订备忘录，借鉴德国鲁尔区的治理经验，以使用清洁能源、清洁燃烧、提高能效等手段解决雾霾困境。
但想另谋出路并非易事。环保部、南京大学的研究显示，京津冀地区淘汰落后产能，将造成GDP减少2834.16亿元、减少就业岗位18.71万个，均远高于长三角、珠三角；治理环境带来的新增GDP及就业岗位，也大幅低于上述两地。
而这也是所有面临转型的企业与政府所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