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千万以上人口生活在五环路以外，其中又有许多集中在五环路和六环路之间。据北京市统计局向媒体披露的数据，在北京的各环之间，五环到六环间的常住外来人口最多，2014年末达358.6万人，大约四成的“北漂”都在此居住。

1600平方公里

北京五六环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人们刻板印象中的偏、乱，或许也不能准确描述这1600多平方公里的全貌。

从正北方开始，先是天通苑和回龙观，被调侃为“亚洲最大社区”，这里的人、车和楼房的密度都非常高。

沿着五环向西，到达“北四村”，“蚁族”程序员聚集区，而互联网巨头们就坐落在不远处。

五环的西南段，几公里外是房山区长阳镇。这个新兴的居住区吸引到大量在北京西部、南部工作的“新北京人”，包括在丰台科技园、总部基地、金融街的上班族。

南五环，先是黄村再是亦庄，不仅是新兴居住区，区内各有自己的高新产业园区。

北京的正东，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繁华地段正位于五六环之间。

再向北，顺义区，首都国际机场就在这个区域之中，也因而兴起了中央别墅区，北京的国际学校差不多都聚集在此。

推动这些新兴地标拔地而起的，是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在消费水平较高、有服务业需求的新兴社区周边，又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基层北漂”的聚居区。后者通常位于一些尚未拆迁开发的村子里，租金低廉，环境欠佳。同乡们聚居在一起，从事类似的行业，安徽人做装修，浙江人干服装。

于是，五六环之间形成多元化的共生空间，高档住宅和城边村相隔不远，年轻白领和建筑工人比邻而居。

“五六环内的文化，其实是新世纪以来全球化携带资本对城市冲击和塑造的文化，是一种普世、流行、可复制、缺乏地域个性、暧昧、廉价、山寨、粗鄙、实用主义、缺乏品质、资本导向、缺乏文化沉淀的一种都市文化。”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技术创新中心研究主管李昊对财新记者描述，身处此空间的白领、疯狂加班的码农、低收入务工人员、土大款、暴发户等，都是这种文化的创造者。

一个空间的前世今生

上一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版）首次提出将位于北五环以外的回龙观及北苑北地区，加入到中心城范围当中，其次在原有的卫星城基础上，再规划出11个新城，包括通州、顺义、亦庄、大兴、房山、昌平等。新城意味着新增建设用地的供应，其中包括许多小型居住用地。这些地块承载了北京2000年后新来的大批人口。

2003年和2009年，北京的五环路和六环路通车。环城路这种象征着“发达”的建设范式被许多中国城市复制。

根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288个地级市（2014年数字）中，有160个以上都建有环路

临街的洗衣机，每分钟转动1000下的滚筒

2017年，一个节假日的傍晚，地铁昌平线生命科学园站的人流并不多。站外的排队栅栏此刻派不上用场——如果是工作日的早高峰时段，附近的居民有时候要在这里排上半个小时才能进站。

从地铁站往北走，经过永旺国际商城购物中心，再穿过15层高的“高档商务写字楼”珠江摩尔国际中心，就能到达东半壁店村。

嘈杂的声音，先于影像提醒着，村子到了。那是邻里之间的闲谈，是米面主食店铺的叫卖声，是发廊高声放着阿黛尔的《Hello》，也是洗衣机聒噪的搅动声。生活背景音多重奏，在一排排四五层楼高的自建楼房之间循环播放。

最响的声音，来自那些临街摆放的公共洗衣机。这些本应是家电的机器，被露天放置在小超市的门前，四五台连成一排。洗衣收费一次五元钱，顾客是附近租住的白领们。脱水程序启动时，滚筒每分钟可以转动1000下以上，所产生的离心力将水甩走，轰鸣声催促着人们加快脚步。“请尽快取走你的衣物”，牌子提示着家电在这里成为了“共享经济”。

楼房外墙和电线杆上，写满了搬家师傅的电话号码以及车型，面包车、金杯或者三轮。有的司机还会写上自己的籍贯。也许他们认为同乡更愿意找同乡。

这里仿佛每一秒钟都有人要搬走。

“北四村”

王晓庆和丈夫都在上地上班，一家三代五口人以1300元月租租住在西半壁店村一处40平方米的房子。这已算是大户型，更多人住的是月租800元的小型单人隔间。

西半壁店村，及临近的东半壁店村、史各庄村和定福黄庄村，一同被称为“北四村”。这个“村”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村级单位，却因为是昌平区内一个住满IT白领的高密度聚居区，而经常“组团”见诸报端。“北四村”在报道里的形象通常是，环境卫生欠佳、外来人口数倍于本地人口的“倒挂村”。

这里的人口聚集，与曾经的“蚁族”聚集地海淀区唐家岭村的改造有很大关系。唐家岭村位于“北四村”西南方三公里处，因附近建有重点科技产业园，而发展出依赖房屋出租的“瓦片经济”，大量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和中关村软件园上班的IT族曾在那里居住。

2010年，唐家岭村腾退，许多人于是搬迁至“北四村”，后者也开始因其所承载的超高密度的人口和出租屋，而广为人知。

在“北四村”住了好几年，王晓庆对自己租住的房子还挺满意。这天她如常带着儿子，来到村里的小游乐场玩耍。这里与其说是游乐场，倒不如说是一块装有福利健身器材的小空地。小朋友们在这里跑跑跳跳，家长们在旁闲聊，老年人则在准备开始又一个广场舞之夜。

被日常掏空的生活图景

北京的五六环近两年因为两首“网红歌曲”而知名度大增，一首是相声演员岳云鹏的《五环之歌》，一首是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感觉身体被掏空》。

李昊如此理解这个现象：位于五六环之间的回龙观、天通苑、通州等区域，居住的大多是新世纪首个十年里来到北京的白领阶层。这些包括70后、80后甚至90后的群体，把握着网络话语权，所以关于这些地方或者是整个五六环空间的歌曲和文字，能够一次次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回龙观和天通苑居住密度超高，但又缺乏足够就业岗位，区内职住比例严重失衡。职住比，一片区域中的就业岗位数与居住人口数之比。理论上，这个比值越接近1，社区越接近职住平衡的状态，人们的通勤距离就越短，堵车的几率也比较低；反之，则出现“大规模、长距离、潮汐式”的通勤活动。

根据学者郑思齐等人2015年的研究，北京城八区职住比平均值为1.02。但一些地区例如建外街道的比值竟然高达9.69，街道之间的差距明显。研究团队指出，北京核心区的职住比高出外围地区1-2倍，近年新增的就业岗位又多位于四环以内，市内人口与就业岗位的分布越发失衡。

除了住处，他们还需要……

2008年是北京很重要的一年；这个城市努力多年，终于实现了举办奥运会的梦想。

那一年，20岁的高洁梅从河北沧州来到北京，一开始自认为普通话还说得不太好，怕受到歧视，这种情况直至上班后才稍有改善。

2009年婚后，她跟丈夫住在昌平沙河的南一村，隔年怀上大儿子，就辞掉工作当全职妈妈。未料遇上村子拆迁，一家人只好搬到“北四村”之一的定福黄庄村，至今已有七年。几年前又迎来了二胎。高洁梅很满意现在的居所，尤其喜欢那些能够相处融洽的邻居们。

不过，身处这偌大的城市，外地人的身份——意味这个人在城市里只有薄弱的人际关系网络，加上全职家庭主妇的角色——意味着更弱势的经济地位，还是让高洁梅一度感到迷失和沮丧。

2016年秋天，高洁梅开始在面向流动儿童和妇女的公益机构活力社区当助教。她笑称，自己现在非常忙：每周四天的课程，连周六上午也有活动。她感觉自己生活更充实，丈夫也开始理解她，家庭关系有很大改善。

高洁梅也在这里收获了很多知心好友。和其他家长“不管是家庭的、夫妻的、公公婆婆的、朋友之间的、孩子之间的，哎呀什么事都可以说。”她如数家珍地向财新记者分享道。

所谓理想居所，除了安全精致的小家，或许也需要这样一个能够让人各展所长、互相支持和交流的场所。

长期研究社会组织的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曹飞廉和她的研究生刘鸿桥，曾经对北京的草根社区组织与社区的互动做过田野调查。她们观察到，在一个流动人口落脚的社区里，一个社区组织起到三个作用：

首先，这些草根组织作为中间人，可以在本地人口和流动人口之间构成一个协商平台，帮助两者一同对于社区里的问题和事务进行协商，起到解压阀的作用。其次，流动人口由于本身所拥资源有限，社区组织可以为其补充这些缺位的公共资源，例如打工子弟学校这样的教育资源。第三，对于本地人，社区组织也是一个推动邻里交流和社区参与的空间，将居民连接起来。

落脚城市，是通往美好生活之路？

在北京快十年，高洁梅和家人的生活日渐美好，自己性格变得开朗，在家里的角色和地位又有所改变；做工程的丈夫也用工余时间进修考得造价师专业牌照，家里更添置了一辆车，小康生活大抵如此。

现在，她仍然经常想带着两个孩子去看看曾经居住的南一村，想对老二讲，“这是爸爸、妈妈，还有大哥（以前）住的地方。”

对于很多人来讲，五六环之间像是一个能通往更美好生活的过渡带。王晓庆、高洁梅和许多从外地来北京的人一样，在这里用较低廉的价格，先觅得一处容身之所，暂且不去考虑什么生活质量，努力打拼积攒财富，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加拿大作家道格•桑德斯会将这样的地方称为“落脚城市”。经过多年的采访，他发现，“落脚城市”散布在世界各地，通常位于一些闪耀的城市中心附近，虽然被忽视和误解，但只要得到合理规划，也可以迸发出无穷的生命力。

不过，高洁梅也认为定福黄庄村周围有点乱、不够卫生。她猜测，这是因为当地快要拆迁了，所以“管理跟不上来。”

根据《北京晨报》2017年初的一篇报道，昌平区区长张燕友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年内昌平区要完成750万平方米的拆违任务。其中，“北四村”任务达300多万平方米，拆迁后，将用于生命科学园三期。

“不按节奏”的村庄

皮村位于北京朝阳区东五环路外的金盏乡，毗邻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因为一篇名为《我是范雨素》的文章而广受热议。

现在皮村有1000余人本地村民和2万以上外来人口。与“北四村”不同，住在这里的人多在北京的工地里修路建房。并且，由于邻近的机场和别墅区对服务业人员有大量需求，所以皮村有许多人从事电工、技工、保安、快递小哥、保洁阿姨、保姆、月嫂或家政工等职业。“他们的工作是保持城市有效运转的必要保障。”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技术创新中心团队在一份对皮村的研究中如此写道。

如今在皮村，最便宜的200块钱一个月的小隔间已不好找，村民正不断加高自家楼房，带有卫厨的“公寓”房，月租能提到600元以上。

路亮是皮村工友之家的员工，在采访中他一直用“工友”来称呼那些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工友之家为这些务工者提供图书借阅、电影放映会、K歌、吉他班等服务，而更为人所知的，应该是家政保姆范雨素参加的文学课，以及一年一度的打工春晚。

2017年初，路亮也参与了打工春晚，在舞台上演唱了自己创作的歌曲。他把这次经验形容为自己生命中的“闪光点”。

2015年末来到北京之前，路亮原本在山东肥城一个国营煤矿的社区工会里工作，过着安稳的办公室生活，偶尔也会在民工团里演出。但后来，煤炭行业整体不景气，为了寻找出路，也为了能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演唱自己的歌，他来到北京。

初到皮村，他因这里不按照城市节奏的运作而感到困惑。所谓的“不按节奏”，他后来才想通，其实就是皮村那拥挤又无序的城边村形态。

对此，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技术创新中心团队有这样的解释：像皮村这样的边缘村庄，多位于蓄滞洪区、生态涵养区等不宜进行城市建设开发的地方，因而失去城镇化的动力。这些村庄很容易被城市规划忽视。

在皮村住了一年之后，路亮2017年初搬到平谷，负责工友之家同心公社的后勤工作。他像是当年那些搬进回龙观和天通苑的“先头部队”，带着对未来的向往，来到皮村，再到平谷，追寻梦想的同时，也帮助北京这个城市实现了发展和扩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