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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陈杰 记者 刘旻
在甘肃定西的贫困地区,一圈圈的黄土梯田宛如一个自给自足的梦想家园,却难以成为人们“田园牧歌化”的抒情对象。年轻人纷纷离开,沉寂的村庄里,定西老汉像玉米秆一样矗立

本文原载于《财新周刊》2019年第12期 ,发表于2019年04月01日 在甘肃定西白碌、石峡湾山区这样的极贫之地,光秃秃的褐色地表,夏天只有浅浅的绿色,毛毛糙糙地铺满千沟万壑。冬天即使有积雪点缀,有阳光照射,也太过苍凉。
35岁以下的年轻人大多都出去了,涌进城市的建筑工地和工厂。走不出去的是定西老汉,像玉米秆一样矗立,成了一群“混时间”的土老汉。
定西的白碌乡现在只剩下3000多人,乡干部说:“我们还在替出去的人守着他们的土地,那些战天斗地的梯田不能让它们撂荒了,或许走了的人哪天还会回来。”
用身体与大地交换
白碌张文清的传奇感,多半是被他那一头一脸杂白的胡子和一顶黑旧瓜皮帽加持出来的。他从73岁起就再没刮过胡子,到腊月就80岁了。
老汉坐在屋里惟一一把靠背椅里,椅子靠近炉子和窗户,不会轻易移动。
2018年12月1日,80岁的张文清坐在屋里惟一一把靠背椅里,他时常保持着这个姿势,陷入长长的沉默。
炕边坐着的老妇人叫蔡焦英,是张文清的老伴,63岁。她右脚天生不能平放地面,只能像穿了超高的高跟鞋那样一直踮着,走路吃力。她挪到了小板凳上,剥一堆红铜色的洋葱,她的双手也不能完全伸展,嘴帮着手,咬下一片片洋葱皮。
2018年5月27日,蔡焦英在地膜覆盖的玉米地里用小铲子把草钩出来,这些草很生猛,除掉又长,所以她一整天都跪在地里想彻底斩草除根。
日常就是这样了。老汉张文清早上六七点起床、喝茶、吃土豆、坐着、喂羊,偶尔会被高大的羝羊顶烂衣服,隔些天他会用大铡刀铡草。
2018年6月17日,甘肃定西,80岁的老汉张文清拿着放羊的响鞭在豌豆地里驱赶破坏庄稼的野鸡。
干完这些,他便独自坐在靠背椅里,看着夕阳。
他用报纸卷上药瓶里土黄的烟叶碎渣,做成旱烟卷。“每个月一斤烟一斤茶100元钱。”他开口说,“人老了,混时间,每天混到天黑。不像年轻的时候要吃好喝好穿好有上进心。”
老汉张文清1985年盖了一栋房子,瓦是驴从会宁拉回来的,一个来回40公里,拉了十多天。那是30多年前村里最好看的房子。
2018年6月16日,张文清和妻子蔡焦英在老屋前吃晚饭,张文清说,这房子30多年前是村里最好看的房子了。
“年轻的时候他走路定西一个来回就一天。”老妇说,“那时候没吃的没喝的,就到处贩东西。”回来时爬定西的火车,开到巉口过桥就跳下来上山。
但现在不出门了,连乡里看戏也不去。“不去。看戏站不住,也坐不住,不方便就不去了。”老汉张文清说。
弟弟张文德从一里地外的庙里来帮大哥背玉米秆。收割下来的玉米秆斜靠在田埂上。张文德单腿跪地一只手拽着绳子扣到肩膀上,另一只手撑地,吃力地爬起。
2018年12月1日,张文德从庙里回来帮大哥张文清背玉米秆。
他今年77岁,一辈子没结过婚,没家没业,大个子佝偻着,爱大笑,经常露出掉得差不多了的焦牙,像一棵压弯了腰的向日葵,熟得已经掉下瓜子的那种。
张文德现在的“职业”是看庙,在庙里住了27年,靠村民捐助生活。庙在拽碾村的回龙山上,叫宝林寺,2018年6月17日庙里请神三天,旌旗飘飘热闹非凡。 这几天,张文德在庙里只看看香火、清扫一下抬神用的轿子;张文清则在家里哪也没去,他说:“神唱戏唱,都是惹人的地方。”神唱就是念经,戏唱就是唱戏,跪拜的男人队伍沿着山脊长蛇摆尾了几百米长。观音要从会宁著名的铁木山庙会请来。客神观音此行的目的是跟五位方神(本地庙里的神)开会,共商拽碾村大事,安排一年村里的人与事,保佑风调雨顺诸如此类。
2018年6月18日,道士、阴阳师们(一种能通阴间阳间的灵媒,不光替神说话,还会替鬼说话)和村民抬着神用的轿子,到一公里开外的山路上请观音。
“人老了,吃着阳间的饭,操着阴间的心。”兄弟俩抽着烟,吞云吐雾。
“政府的各种补助够用吗?”
“签过很多字,见了1000元钱。”张文清白胡子一翘。
“给打卡里了?”
“没有没有。”
白碌乡段乡长表示,按照定西市精准扶贫政策,一类低保每人每月292元,张文清夫妻每年低保费7008元全部发放到位,卡由他们儿媳妇保存。张文清所说的1000元是指政府发放的地膜种子等补贴。
“他生气就抽烟,高兴就喂羊。”蔡焦英说。
“不生气、不生气。”张文清闭上眼睛,头往后仰。
“今年4只羊卖了3000元钱。”他睁开眼,眼神严肃。
没有了祖先的荣耀、现在的农耕秩序、子孙将来的兴旺所构成的内部“情感共同体”,乡土空间的生存内容已不复以往,越来越像“自然经济单元”,“外人”不能完全令农民依靠。
张文清和蔡焦英是低保贫困户,张文德是五保贫困户。在所有人看来,这是三个没有劳动力只能靠旁人照顾的人。但他们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习惯了用身体与大地进行交换的人。
幸福就是没有变化
因为“跳梯田”,老汉周克俭在定西的石峡湾乡出名了。石峡湾就在白碌乡的山对面。
周克俭的子女全都去了内蒙古打工,接老汉去他过不习惯。老汉回来以后,要求村干部把他家子女弄回来,但5个孩子一个都不愿回来。
2018年6月19日,周克俭养的猫生了4只小猫,他逗玩着猫,有意无意地说,等你们长大了,就都走了。
村干部也没法强迫,老汉一激动就跳了梯田。其实就是坐在那,一点点出溜下去。并不是多壮烈的事情,但在乡村却传得很开。
乡里干部把这个事件归为定西老汉故土难离。
老汉周克俭的家在一条相对宽阔的沟壑底部,土房危破。屋子正中的墙上一副“顶天立地”寿联,炕墙上挂着板胡、三弦和一堆人生格言,内容包括忍、大展宏图、持之以恒、腾飞之类。
周克俭和老伴彭玉梅今年都是84岁,不过彭玉梅的面孔更加苍老。农村的老妇们一般不会叙事,但她们的故事往往就镌刻在苍老的身体上。
定西老汉一般是不干家务的,洗衣、做饭、喂猪等活儿,男人干有失身份。除了种地这种必须要干的活儿,像周老汉这样的老头一般都迷恋于荣誉性的工作,比如抛头露面、扯闲篇聊大天。跳梯田摔疼了腿这种天大的“冤屈”,更是要到处说道以惹人同情。
跳梯田是在2017年三月初二,“怎么到田埂子下面去的我就晓不得,滚着下去了,我估摸着在三岔沟呢,下去啪的一下,我感觉地吃劲了,就晓不得了,再后我就不知道了,气哑了⋯⋯”说着说着又激动起来,周老汉四仰八叉倒了下去,手舞足蹈,连哭带喊带唱,吓得猫一阵乱窜,把我们带去的瓶装水打洒了一炕。
2018年6月19日,跳梯田受伤的周克俭,因腿部伤势没有痊愈,便跪着锄地。
周老汉叙事,喜欢毫无征兆地随意扮演各种相关人的行为说话,拉拉杂杂,没头没尾,所以我始终也没搞清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不会理性思考问题的原因,完全凭着性子处事。
一番嬉笑怒骂过后,老汉从墙上取下板胡和三弦,欢乐深情地唱起解放年代的颂歌。
2018年5月29日,周克俭起解放年代的颂歌,展示他“艺术家”的一面。
“我到台上弹能弹,唱能唱。那几年,耍社火,我拉也拉着呢,(村子)下面有一个89 岁的老汉弹着呢,我们两个搭班子,弹得很好,实在好。”不过他也承认,“现在到台上年轻人嫌我了。”
他“攻击”村干部将他的子女外迁户口,导致他们回不来。他将村干部把他四儿子户口在当地注销一事做了定性:“一把刀子一把斧头把户口注销了,是杀人的事情。”
村里老支书的叙述是这样的:周老汉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他最喜欢排行老四的儿子,早早决定把所有遗产都给这个儿子,当然他要负责养老送终。本来老汉和四儿子一家的户口是在一起的,但他前两年发现,儿子一家的户口早已在定西注销,落户内蒙古。
既无人养老又没有低保,周老汉认为这都是村干部使坏造成的,转移户口的时候儿子和村干部没经过他同意,在家里他应该是绝对的权威才对。因此,周老汉想要村干部道歉,另外要乡里解决低保。
石峡湾乡干部表示,按照国家政策,张老汉的情况并不符合低保条件,他的5个子女都不是贫困户,有赡养的义务。四儿子现在在内蒙古临河租地养羊种油葵,他态度坚决地表示不回定西,也不要他爹只值1000元钱的房子和地。他说:“老家的地不够种,养不活人。”
周老汉的心理与社会不合拍,是一件麻烦事。他觉得幸福就是没有变化,变化就是反常,就是灾难。
有两个女儿愿意回来给老两口养老送终,当然也要继承遗产。但被拒绝,“连一根筷子都是老四的,女子不能插手。”周老汉板着脸一个字一个字吐出。
“今天我是80岁,还有人问就好”
新集乡跟石峡湾乡的地理关系,就像一只手上两根张开的手指,指间是一个叫葛家岔的岔路口。
我们遇到80岁的马玉山,是在岔路口停车问路的时候。他正在路边闲逛,肤色白净,对答迅速,用词文雅,不像农民,倒像是个返乡的“员外”。
2018年12月3日,马玉山在田坪村上梁社二儿子家的一间屋子里,虽然出不去门,马玉山说自己还是每天穿戴整齐,体体面面。
事实上,马玉山是“马老师”。不过,在“生产至上”的传统农村,乡村教书匠既不从事生产性劳动,也不是生产管理者,虽然有口头尊称,实际地位比较尴尬。马老师对任何有可能给他带来希望的陌生人,都有主动相识之愿。马老师住的小屋就在新集乡政府对面,旁边就是学校。小屋内外两间加起来不到10平方米,外间是个杂货铺,过期教材、练习本占领了绝对空间,偶尔有兽药、种子甚至丧葬用品夹杂其中。里间睡人,一张与人长度一样的床、一堆塞着衣物的纸箱子、一个小炉子,家当都在这了。
马老师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老伴去世12年了,他一个人的生活来源就是每月85元的养老金和每月292元的低保。这些钱就是吃药用;吃的饭菜都是到隔壁学校和餐馆要,或者邻居送来;好几个冬天都没生火,周围邻居问他不生火怎么过,他就捡些烂纸盒塑料布放在炉子上弄些烟出来,做个在生火的样子。
“穷得老不得,老了了不得,尤其成单身了更了不得,没人说话,没人做饭,有话没处说,可怜得很。”
马老师开始讲述他的故事:1956年,我十几岁,乡干部联系我代课,从那时候开始到83年总共26年,跟农民一样记公分教娃娃读书。1983年,因为我跟当时的校长意见不合,他就找了个借口把我开除了。当时有政策,够15年教龄的可以不参加考试就转正,我干了26年还参加了考试,考试的成绩是多少?我也不知道,就这么出来了。之后我一天也没歇过,又到各个学校代课。
1992年开始,我和一个儿子、儿媳妇三个人办了个五年制学校,我们坚持了17年,学生最多的时候有80多个。到底坚持不下去了,经费没办法解决。到停办的时候,我的教龄总共是43年。
我要向上反映,我感觉太不公正,“40多年的教龄,从一个娃娃变成成了老汉。我心里过不去的是,学生都很阔气,厅处级的都有,我的生活却过不下去。
我们走后,马老师不断打来电话询问,他的事是否有了说法,同时还给我们更多线索:哪里的路被山洪阻断了,村民无法通行;哪里的村民因为反映了村上的问题,现在无家可归⋯⋯
我们没办法跟进这些线索,有时候没接他的电话。他应该是感受到了某些回避,精神上变得有些顶不住,加之腿部风湿性关节炎、下肢静脉曲张、坐骨神经痛等各种综合征,他开始越发沮丧。
2018年农历五月初七,马老师的80岁大寿那天,我们又见到了他。当时他正拌着一碗酸菜吃一个馍。
2018年6月20日,马玉山80岁大寿当天的午餐。
“我也不馋吃啥东西,习惯了,天天就吃这些,洋芋,下些面片子,酸菜做个汤。主要是没钱吃。我不抽烟、不喝酒,连茶都不喝。”
“昨天两个女儿(都嫁到会宁)来给我洗了衣服,一人给了200元钱,走了,今天早上大儿媳打了个电话,问我在哪,小儿子也打了电话,问我在哪,我说在新集。今天我是80岁,还有人问就好。”
马老师生日的第二天,杂货铺顶上一米见方的石膏板砸了下来,在地上碎成一堆。幸好生日当天晚上我们把马老师接去定西,为他准备了一顿大餐。第二天送他回来,给他留了修补房屋的钱。但他始终没有找人修理。“我没有这个心情,我单身在这,丧失生活的兴趣,快要走的人,过一天赖一天”。
2018年12月3日,马玉山带我们进他住的屋子,从大门口到小屋大约5米的路,他一点点挪着走了3分钟。
红底蓝边黑盖,有扇面图案的寿材,儿子去年就备下来了。
设计:冷斌
版面编辑:王喆 魏春元 罗静颖(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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