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新年刚到，委内瑞拉突然成为风暴中心。反对派领袖宣布自己成为“临时总统”，获得美国和欧洲、南美多国支持。总统马杜罗随即与美国断交，力图通过回击和谈判稳住地位。军方态度、街头示威、贸易制裁、军事冲突威胁……局势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这个一度稳定繁荣的国家为何陷入危局，它的兴衰对全世界又有怎样的影响？相信本文能给你一个好的答案。

本文原载于《财新周刊》2018年第31期，发表于 2018年08月06日 46岁的华商冯伟光说，他仍在“等待一个商机”。
冯伟光是广东恩平人，到委内瑞拉闯荡已近30年，目前在当地经营一家大酒楼，以及一间1000平方米的灯饰铺。
刚到委内瑞拉时，他觉得这里“公路修得比中国都好”“挣的钱可以翻倍”“遍地都是黄金”，但最近几年，生意却基本处于亏损状态，“货卖得比较少，有一些需要涨价”。
物资奇缺，物价飞涨，暴乱频发，居民大规模出逃，如今的拉美最大产油国委内瑞拉，正堕入极为严峻的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预测认为，到2018年底，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或将飙升至1000000%，这将是20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之一。
据冯伟光回忆，形势的急剧恶化始于2013年左右。彼时，历时14年的“查韦斯时代”，刚要在这片富有魔幻色彩的土地上落幕。
在1998年大选中上台的“平民总统”查韦斯（Hugo Chávez），改写了委内瑞拉历史，让这个此前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在政治经济上全方位“左转”。2013年查韦斯病逝后，以“查韦斯之子”自居的委内瑞拉现任总统马杜罗（Nicolás Maduro）继承了衣钵。
然而，将“查韦斯主义”奉为圭臬的委内瑞拉，未能抵御突如其来的外部风险。近年来的油价暴跌，令该国本就单一的收入来源遭受重创。政府却依然为民众描绘美好蓝图。
在2018年5月20日的委内瑞拉大选中，现年56岁的马杜罗成功获得连任，如愿开启了又一个六年总统任期。但据官方数据，这次大选投票率仅为48%，与2015年选举时高达80%的投票率相比，落差相当明显。
比起上街投票，眼下处境窘迫的委内瑞拉人，似乎更关心如何获取食物和维持生活。
扎根委内瑞拉已有数十载的冯伟光，并不打算放弃在当地的生意和生活。他相信，形势终有一天会好转，商机还会回到委内瑞拉。
然而，由于不堪忍受失控的通货膨胀、不时来袭的劫匪和只有行贿才能提供保护的警察，更多的委内瑞拉华商和当地居民，已经或正在寻找机会离开。
犹如一艘急速下沉的巨轮，曾因石油财富而骄其邻国的委内瑞拉，已经从无限风光的高处跌至命运的关键当口。仍让人困惑的是：这个本该坐享上天馈赠的国家，缘何落入如此险峻的局面？
1989年，17岁的少年冯伟光离开家乡广东恩平，前往万里之外的委内瑞拉“淘金”。来到异国的冯伟光发现，这里天蓝水碧，高楼林立，与家乡处处低矮平房的景象大相径庭。
委内瑞拉地处南美洲北部，气候好，土地肥沃，森林覆盖率高，探明原油储量更居世界首位。同时，它又是南美各国中距离美国最近的国家之一。
上世纪70年代，委内瑞拉的经济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一度居拉丁美洲第一。美国海军学院研究拉美政治经济的副教授约翰·波尔加-赫西莫维奇（John Polga-Hecimovich）曾撰文描述，当时委内瑞拉的中产阶层都开着凯迪拉克和别克，上等阶层则直接飞往迈阿密疯狂购物。
这个拉美大国得天独厚的地缘条件，也吸引着全球各地的“淘金者”。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委内瑞拉迎来了大批中国人，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冯伟光的家乡——广东省江门市恩平县。他们在委内瑞拉主要经营各种中小型超市、日用品店和五金店。
据冯伟光描述，当时他的亲戚和朋友在中国一个月仅挣200元人民币，但在委内瑞拉，“我挣的钱可以翻倍”。靠着自己的努力，冯伟光终于在这片资源丰富的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事业。除了经营酒楼和灯饰铺，如今他还是委内瑞拉马拉凯市华联会馆的副主席，在当地华人圈颇有名气。
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执政时期，中国与委内瑞拉的双边关系突飞猛进。从中国进口来的廉价手机、摩托车和家居建材，帮助查韦斯赢得了穷人们的支持。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也远涉重洋，前来建设该国的基础设施。
依靠石油赚得的国库收入，查韦斯施行各种福利政策，使底层民众吃穿不愁，大部分华商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溢。冯伟光向财新记者回忆，“2008年到2011年的那几年，小商铺的月均利润都可以达到1万美元，百业兴旺。”
2009年，在朋友的反复劝说下，同样来自广东恩平的小康，也成为“委漂”大军中的一员。在他眼里，彼时的委内瑞拉颇具乌托邦色彩，“查韦斯提供给民众免费的房子、医疗和教育。当时感觉那边的人都很开朗，大家吃的喝的都有，周末我经常受邀参加本地人的派对。”
据小康回忆，当时他只需把货运到委内瑞拉，就能全部卖完，“在这里赚钱比国内简单太多了”。
事情大约从五年前起有了变化。
作为世界第五大和拉美最大的产油国，委内瑞拉收入的95%都依赖石油出口，90%的商品依赖进口。但自2014年国际油价大跌以来，该国开始遭遇“现代史上最糟糕”的经济崩溃，物资奇缺、恶性通货膨胀、外储耗竭、债务违约、暴力示威频发，一步步走向动荡。
受到国内局势动荡和国际制裁影响，近年来委内瑞拉石油生产量呈雪崩式下滑。
急剧减少的石油收入，也令委内瑞拉国库大幅缩水。据委内瑞拉央行数据，该国外汇储备到2017年7月已降至99亿美元，系1995年以来首次跌破100亿美元。随着支柱性原油收入的减少，IMF再次调低了委内瑞拉的GDP增长预期，而这也将是该国连续第三年GDP出现双位数下滑。
持续加剧的恶性通胀，则令委内瑞拉飞速贬值的货币几乎沦为废纸。
由于政府的外汇管制，大多数委内瑞拉人只能通过黑市兑换美元。但黑市与官方汇率之间的巨大差价，也滋生了大量内幕交易和腐败。查询委内瑞拉黑市汇率实时追踪网站DolarToday发现，截至2018年7月25日，1美元可在委内瑞拉黑市兑换3525573.02当地货币“主权玻利瓦尔”。
但比各项经济指标更为触目惊心的，是当前委国内极端恶化的居民生存环境。由于食品短缺、物价昂贵，大部分委内瑞拉人一天只吃一顿饭。为获取生活必需品，人们不得不在超市门口排起长队。
委内瑞拉三所主要大学2018年2月公开的研究结果显示，2017年委内瑞拉人的体重平均下降了11公斤，该国9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当中。
除了饥饿，委内瑞拉人还面临着一场更为严重的公共健康危机。据委内瑞拉卫生部2017年5月公布的数据，2016年该国婴儿死亡率上升30%，孕产妇死亡率上升65%，疟疾病例上升76%。
疾病蔓延的同时，委内瑞拉各大医院长期处于医用手套、肥皂、药品的严重短缺状态，水和电力的供应紧张，时常令手术和治疗难以为继，加速了该国医疗系统的崩溃。
对于近年委内瑞拉居住环境的每况愈下，在当地工作过六年的小康深有体会。他告诉财新记者，初到委内瑞拉时，当地人“天天吃牛排、喝红酒”；但渐渐地，餐桌上就变成了鸡肉等更便宜的食物。
再后来，就连肉类也开始减少，“直到我走的时候，连基本食品都不能满足了。每天走到大街上，还会有很多人在那里翻垃圾桶，或是到菜市场找可以吃的丢弃的菜。”
小康如今已辗转到另一个拉美国家玻利维亚，开启了新的生活。原先他在委内瑞拉工作过的贸易公司已经倒闭，老板去香港做了别的生意，目前也已不参与委内瑞拉的任何业务。
面对日益失序的局面，委内瑞拉屡次爆发大小规模哄抢事件，走投无路的委内瑞拉人将目光投向由华人经营的中小商铺。仍留在委内瑞拉境内工作的中国人张伟星对财新记者表示，由于民众没有足够食物，才导致部分商家沦为“牺牲品”。张伟星说：
据冯伟光观察，委内瑞拉境内的20万华商，如今已撤走了一半左右。而那些由于不堪忍受国内严峻生存环境而出走的委内瑞拉人，则不得不睡在陌生城市的街道上，在邻国拥挤不堪的医院里寻找医疗服务。大量涌入的委内瑞拉难民，也让邻近的哥伦比亚、巴西等拉美国家的公共系统愈发不堪重负。
从委内瑞拉出走的难民规模，正在迅速接近叙利亚内战引发的550万难民潮。有统计指出，自20年前查韦斯当政，已有约400万委内瑞拉人为寻求更好的生计背井离乡，这一规模相当于该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而据委内瑞拉中央大学的一项研究，仅在过去两年里出逃的委内瑞拉人，就已达到约180万。
“许多医生、老师等有能力的人才也离开了委内瑞拉，这让整个国家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正在中国留学的华裔委内瑞拉人斯特凡妮·乔（Stephanie Tsao）对财新记者表示。
与此同时，仍有成千上万的委内瑞拉人面临着想走却走不掉的状况。
多名受访者向财新记者证实，目前在委内瑞拉办理一个新的护照，需要另外向当地官员缴纳3000美元至3500美元（约合2万元至2.4万元人民币）。但据张伟星介绍，目前他身边的委内瑞拉本地工人的月工资，还不足3美元（约合20元人民币）。
在委内瑞拉街头，墙壁上的艺术涂鸦，有时能成为民意的风向标。
“几乎每个街道都有查韦斯（的涂鸦），他那双眼睛正在盯着委内瑞拉。”小康如此描述，“现在，街边也有马杜罗的涂鸦，但总有人会恶搞它。”
时常一身红色或军绿色的工装，有时头戴一顶红色的贝雷帽，身材健硕，笑容自信而极富感染力——查韦斯留给世人的印象鲜明而深刻。到2013年逝世，这位拉美最富争议性的领导人掌权委内瑞拉14年。时至今日，他的影响仍深植于这个国家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
作为查韦斯钦定的接班人，现任总统马杜罗自2013年上任至今，几乎一直在各方面刻意模仿他的政治导师：从穿着、说话方式，到政策和纲领。
然而，随着近年来委内瑞拉经济在泥潭中越陷越深，不少人已开始反思：
曾一手将委内瑞拉推上拉美最发达国家巅峰的查韦斯，到底为委内瑞拉留下了什么？
从查韦斯的个人成长历程中，可窥视这位拉美强人为何在步入政坛后，坚定地站在了左翼阵营中。
中国驻委内瑞拉前大使王珍在回忆录《我与查韦斯》中陈述，在他和查韦斯一次仅两人参加的私人午宴中，刚刚履任总统一年的查韦斯如此概括自己的成长历程，“青少年的贫困生活奠定了我追求变革的‘叛逆性格’的基础，20年的军旅生涯使我走上了寻求变革的道路，两年的铁窗岁月是我成为成熟的革命者的大学和熔炉”。
查韦斯的父母均为小学教师。1954年，查韦斯出生于委内瑞拉巴里纳斯州（Barinas）的萨巴内塔（Sabaneta）。这个村庄距沿海的首都加拉加斯（Caracas）约500公里。
查韦斯在家中六子中排名第二，17岁中学毕业后，他进入加拉加斯的委内瑞拉军事学院学习，开启了军旅生涯。而当兵的第20年，即1990年，查韦斯已被提拔为中校衔伞兵营长。
“如果我安分守己地当兵，前途是辉煌的。”据王珍回忆，查韦斯这样说。
但在1982年，这位崇敬拉美独立运动先驱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的年轻军人，联合军营中志趣相投的同侪，秘密成立了“寻求救国之路”的组织“玻利瓦尔革命运动”，并于1992年发动了试图颠覆时任委内瑞拉总统佩雷斯（Carlos Andrés Pérez）的军事政变。
政变失败后，查韦斯被判入狱10年，直至1994年遇大赦出狱。
重获自由后，查韦斯仍坚持他推翻现政府的目标。1998年，他创建了名为“第五共和国运动”（Fifth Republic Movement）的政党，同年带领左翼竞选联盟“爱国中心”，主打反腐败、反贫困的口号，以得票率超60%的压倒性优势，赢得当年委内瑞拉的总统大选。
此后的14年间，查韦斯稳坐委内瑞拉总统高位，2000年、2006年及2012年大选均无悬念胜出，最后一次连任的得票率高达八成以上。
探究查韦斯何以能生前身后牢牢抓住民意，需要追溯到查韦斯上台前，委内瑞拉脆弱的民主体制和经济结构。
1958年，马科斯·佩雷斯·希梅内斯（Marcos Pérez Jiménez）领导的军人独裁政府遭政变推翻，委内瑞拉开始由左翼民主行动党（AD）和右翼基督教社会党（COPEI）交替执政。
至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当邻国军事政变、民主退化频发时，政治上保持稳定的委内瑞拉，一度被称赞为拉丁美洲的“民主楷模”。
两党执政时期内，即1958年至1998年，委内瑞拉政治上的民主建设虽进展显著，过度依赖石油的单一经济结构却未有改善。
委内瑞拉经济正常运转的前提，是国际油价保持高位。上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不断推动油价走高，1974年原油价格首次突破每桶10美元，1980年则首次突破每桶30美元大关。
据世界银行数据，委内瑞拉GDP增速在此期间波动上升，一度触及7.7%。与同时期的拉美邻国相比，当时的委内瑞拉经济发展水平最为领先，贫富差距也最小。
然而，80年代的油价回落，则将委内瑞拉经济推入了低谷。1986年，国际油价一度跌至每桶10美元的水平，委内瑞拉1989年的GDP萎缩逾8%。
除了油价波动，该国石油产业在私营部门和国家之间的反复易手，也挫伤了石油业的稳定发展。从70年代起，委内瑞拉政府将此前被西方石油公司垄断的石油产业逐步收归国有，并成立了国有的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
但此后，为了应对80年代的经济低迷，委内瑞拉的石油产业在90年代又一度重新去国有化。但是，去国有化没能拯救委内瑞拉的经济，而委内瑞拉民众对两大传统政党的领导也愈发失望。
为确保政治稳定，两党依靠相互协商、调和利益，在重大政策上取得共识。利用石油收入，他们在媒体、法院等关键部门均建立起庞大庇护网络。但这些利益只在政治和社会精英间共享，并未惠及中下层民众。
在查韦斯逐渐成为政坛新星的1995年至1998年期间，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底层民众改变现状的迫切需求，给了查韦斯重塑委内瑞拉的机遇。
查韦斯究竟何人？从他上世纪90年代末的崛起，直至盖棺论定，外界常将其执政理念概括为以下几点：“21世纪社会主义”“拉美民族主义和反美利坚主义”“民粹主义”。
据查韦斯自己诠释，他倡导的“21世纪社会主义”是一种杂糅的思想，融合了委内瑞拉的本地特色、拉美民族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
2009年，查韦斯在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第八次峰会的闭幕式发言中说道:“我是一位社会主义者、玻利瓦尔主义者、基督教徒，以及马克思主义者。”
这一联盟的前身，正是在他的提议下，由委内瑞拉联合拉美其他左翼国家，为促进地区经济社会一体化而成立。
“21世纪社会主义”中的委内瑞拉及拉美民族主义元素，与查韦斯的反美立场，可被视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为使委内瑞拉及其他拉美国家挣脱美国“后花园”的桎梏，查韦斯在任内推崇经济和外交上的多元化。
在拉美，他通过推进ALBA等区域性组织来巩固地区间合作，并和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等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保持亲密私交。2001年，他成功阻挠了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拓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范围、将拉美和北美贸易体系进一步融合的努力。
而全球范围内，与中国建立的“石油换贷款”的合作模式，也被视为查韦斯试图摆脱美国影响的重要一步。
查韦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猛烈抨击，令他背上了“敌视富人”的名号。在2010年的BBC采访中，他连环炮般地斥责全球资本主义使委内瑞拉陷入经济危机，并否定了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兼容性。“资本主义是最富的一群人对最穷的一群人的独裁……拯救世界的惟一途径就是社会主义，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体制。”
对于“民主”的具体概念，查韦斯曾多次引用美国前总统林肯的“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但对林肯的推崇，远远无法盖过他坚定的反美立场。
在2006年的联合国大会演讲中，情绪高昂的查韦斯，不仅强烈指责美国支持委内瑞拉境内试图推翻政府的“恐怖主义力量”，还将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称为“恶魔”（devil）。
当时，他还颇戏谑地说，在他之前结束发言的布什是“来联合国分享他不断霸凌和剥削世界人民的秘诀的”，并称布什站过的演讲台“闻起来有火药味”。
查韦斯为何要以如此争议的方式，高调反美？美国阿默斯特学院专攻拉美政治经济的教授哈维尔·柯拉勒斯（Javier Corrales）对财新记者表示，这样做，或是为了迎合委内瑞拉民众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仇恨情绪。“人们很欣赏查韦斯对政治对手的敌视，对于他的仇恨言论，民众多少是有些追捧的”。
然而，也有批评者认为，查韦斯利用了存在于委内瑞拉广大底层民众与中、上层阶级之间的隔阂，并刻意鼓动。通过无情讥讽那些与他意见不一致的人，并时刻提醒人们注意国内外的“敌人”，这位左翼领导人在赢得了委内瑞拉穷人支持的同时，也加剧了这个国家的裂痕。
这种执政风格使人联想到查韦斯身上的另一个“标签”——民粹主义（populism）。
不过，专注于拉美人权发展的美国研究机构“拉美华盛顿办公室”（WOLA）委内瑞拉事务副总监吉奥夫·拉姆兹（Geoff Ramsey）提醒称，民粹主义的定义过于模糊、复杂，将查韦斯扣以“民粹”的帽子，或无助于理解其执政思路。（populism）。
曾多次与查韦斯共同出席群众活动的王珍也不赞同把查韦斯归类为民粹领袖。他对财新记者表示，所谓民粹主义，主要还是指打着为百姓谋福利的幌子，为自己或政党谋私利。“法西斯才是民粹主义。查韦斯不是这样，他是看不惯那种剥削人的现象，真的想为老百姓做好事。”
在王珍看来，“查韦斯和拉美左翼十几年来所坚持的对本国发展道路的探索是有积极意义的。这种探索有成功也有失误，甚至是严重的失误，对于任何一种探索来说，这是正常的。对他们的评价，应当全面、客观、公正。”
执政14年以来，查韦斯不断扩大社会福利支出，用于改善穷人的住房、教育、医疗和饮食条件。从数据上看，这些被他称作“使命计划”的社会项目，也的确收获了回报。
据委内瑞拉政府全国数据研究所（INE）统计，到2013年查韦斯去世时，委内瑞拉贫困率已从1999年的48.6%，下降至32.1%。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CIA World Factbook）的数据则指出，1998年至2011年间，委内瑞拉基尼系数从0.5降至0.39，贫富差距明显收窄。
在查韦斯任内，委内瑞拉教育状况也得到改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1999年至2010年间，能接受初中教育的委内瑞拉儿童的人口占比，从48%上升至72%。
而在医疗方面，查韦斯上台之初便兑现竞选诺言，为委内瑞拉引入了古巴的先进医疗资源。据世界银行数据，1998年至2012年间，该国人均寿命从72岁提高到74岁，婴儿死亡率也从19.9‰下降至14.7‰。
2013年3月6日，时年58岁的查韦斯因癌症离世。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这位向来行事高调的领导人，一直默默隐身于哈瓦那和加拉加斯的医院，就连自己连任总统的就职典礼也未能出席。
在当时委内瑞拉政府发布的一张术后拍摄的照片中，卧于病榻的查韦斯冲着镜头挤出一个笑容，面容却难掩病痛和疲惫。
在查韦斯身后，他统治了14年的委内瑞拉，也早已百病缠身。受益于查韦斯政府发放食品和住房补贴、扩大教育和医疗覆盖等福利举措，委内瑞拉穷人的处境得到改善，贫困人口数量大大减少。
但随着时间推移，这场革命的复杂性也日益显露。
联合国数据显示，在查韦斯当政期间，尽管油价持续上涨，委内瑞拉的累积经济增长率在拉美七大经济体中却居于最末。
激进土地改革的实施，不仅没有使委内瑞拉获得查韦斯许诺的“粮食主权”，从1999年到2008年，该国粮食进口规模反而从13亿美元跃升至75亿美元，进口率达70%。
由于缺乏资本投入，诸如桥梁、高速公路等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大多没能在经济增长的高峰期内得到改善。政府低下的行政效率，甚至让部分福利项目在落地过程中也打上了折扣。
到2013年查韦斯去世时，物资短缺、停水断电、高通胀和高犯罪率等民生难题，均已在委内瑞拉国内发酵多时。
多名专家向财新记者指出，查韦斯的改革未能触及委内瑞拉经济的结构性缺陷，仅在短期内制造出国家繁荣与发展的“假象”，这一失误为今日的危机埋下了祸根。
而接替查韦斯的马杜罗，也未能修正政治导师的错误，反而推出更多同类政策。油价骤跌的影响，终于在这个高度依赖原油出口平衡收支的国家身上，发挥到了极致。
在油价高歌猛进的年代，许多同委内瑞拉一样资源丰裕的国家都纷纷试图让经济多样化，以免在遭遇风险时走投无路。但查韦斯做出了恰恰相反的决策。
美国海军学院副教授波尔加-赫西莫维奇认为，委内瑞拉是一个典型的食利型国家（rentier state）——即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于单一的石油产业，而长期忽视发展本国的其他生产部门。
尽管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油价下跌的冲击，赶上了高油价的查韦斯，也没能吸取前任政府的教训。在21世纪他当政的十年间，委内瑞拉石油工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0%、出口收入的90%以及财政收入的50%。
丰厚的石油红利，为查韦斯雄心勃勃的社会福利项目提供了重要支撑。从1999年他最初上任时起，国际油价从每桶不到10美元一路上涨，到2013年已涨至每桶100美元。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在查韦斯任内，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始终未能达到1998年时每日平均310万桶的最高规模。在OPEC国家总产量中的占比，在查韦斯离世时，也从1998年11.17%的高点，下滑到不足9%。
“我从未见过任何一个产油国的政府像委内瑞拉那样，在石油繁荣时期因为缺乏投资，导致产量持续下降。”
美国阿默斯特学院教授柯拉勒斯指出，查韦斯经济政策的最突出特征就在于，政府从石油部门大肆抽取利润的同时，却严重忽视了对这一支柱产业的资本投入。“当时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如果油价持续上涨，为什么还要费心引入新技术和设备呢？”
2002年12月的石油业大罢工，曾为查韦斯的统治带来一次重大挑战。当时组织罢工的委内瑞拉最大工会组织委内瑞拉劳工联盟，是该国反对派的长期盟友。
罢工者不满查韦斯上台后采取的一系列石油业国有化政策，声称石油工人正遭到政府迫害，并指控查韦斯向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的管理层安插自己的亲信。
长达两个多月的大罢工，令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和出口几近瘫痪，经济遭受重创。但这场旨在反抗政府专断政策的罢工运动，却更加坚定了查韦斯进一步掌控石油部门的决心。
长期观察委内瑞拉政情的柯拉勒斯指出，上述罢工在2003年初失败后，查韦斯便借机解雇了PDVSA的1.9万余名职工，令企业流失了不少管理人员和技术工程师。
按照查韦斯指示，重组后的PDVSA进一步扩张规模，员工数量较之前增长超过1倍，达到约11万人。据柯拉勒斯观察，新雇员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查韦斯的忠实拥护者。
“这些完全是政治任命，而非依据个人履历或技术能力。”柯拉勒斯说。
在查韦斯主导下，PDVSA的大部分营收以税收形式上缴国家，用于资助社会福利项目，这使广大中下层民众也享受到了石油收入的红利。2004年至2010年间，这家国有石油企业为社会项目贡献了614亿美元，其中约一半导向了查韦斯在各领域发起的“使命计划”，剩余资金则通过国家发展基金进行再分配。
但批评者认为，查韦斯此举令PDVSA在无形中沦为政府的“取款机”，企业自身却因为缺乏必要的投入，生产能力迅速下滑。在石油国有化运动下，PDVSA管理层逐渐官僚化，更加剧了委内瑞拉石油业的低效生产，诱发腐败现象，甚至频繁引发安全事故。
美国波莫纳学院研究委内瑞拉历史的教授米格尔·廷克·萨拉斯（Miguel Tinker Salas）向财新记者指出：过度石油依赖的另一重要后果在于，不少委内瑞拉人开始习惯于石油财富支撑下的福利补贴制度，愈发离不开政府的慷慨馈赠，丧失了从事生产的积极性。
过去数十年间，当哥伦比亚、巴西等拉美邻国积极发展本国农矿产业的同时，彼时坐享石油财富的委内瑞拉，却满足于依靠相对便宜的进口商品度日。
据在任内十分关注中委农业、农机合作的前驻委大使王珍介绍，委内瑞拉境内拥有4000多万公顷的肥沃良田，“哪怕把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土地种起来，都完全可以做到粮食自给自足，甚至还可以出口。”
据柯拉勒斯分析，查韦斯在任内实施的，正是被经济学家诟病的“顺周期的经济政策”——在油价维持高位的经济繁荣时期，政府毫无节制地扩大开支和对外举债，造成财政赤字和债务飙升；但由于未能及时充盈国库和发展多样化的投资，这一做法反而削弱了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2014年国际油价的骤然大跌，令委内瑞拉单一经济模式的风险再次暴露，并逐步发酵为今日的危机。在王珍看来，查韦斯之所以未能及时调整政策，主要是因为他急于解决委内瑞拉的社会民生问题，“作为平民总统，查韦斯总是把贫困问题摆在第一位，这个出发点并不错。但他没有想到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没有预料到油价大幅下降的这一天。”
尽管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查韦斯留下的遗产，作为查韦斯接班人的马杜罗，却依然坚持忠于导师的教诲。
然而，在查韦斯精心设计的为穷人赋权的革命蓝图中，并不包括应对宏观经济问题的有效药方。相反，当危机降临时，他所推崇的应对之策，往往带来更为灾难性的后果，为国家日后的发展埋下巨大隐患。
信奉左翼纲领的查韦斯，将一切经济衰退现象都归咎于狡猾、欺诈的商业行为，从不惮于向私营领域祭出“重拳”。除了收紧对石油业控制，查韦斯还对农业、金融、重工业、钢铁、电信、交通和旅游业等经济部门采取国有化政策。
据委内瑞拉工业联合会（Conindustria）数据，查韦斯政府在2002年至2006年间将15家私人企业收归国有，但这一数字在2007年至2012年间迅速攀升至1147家。
在波尔加-赫西莫维奇看来，将私营企业替换为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不仅不利于吸引外国投资，还破坏了国内生产，导致委内瑞拉更加依赖进口。
不过，据柯拉勒斯观察，当时委内瑞拉的私营部门对查韦斯抱有一种更复杂的态度：
为整顿预算赤字、阻止资金外流，查韦斯自2003年起开始在国内推行固定汇率制，并限制民众合法购买美元的数量。但这项在短期经济动荡下采取的“权宜之计”，却刺激了委内瑞拉的黑市外汇交易，并催生了部分腐败官员和不法分子的投机套利行为，成为诱发该国日后恶性通胀的一枚定时炸弹。
马杜罗上台后，不仅延续查韦斯对外汇市场发起的战争；面对日益空虚的国库和难以支付的社会福利账单，他还不断扩大货币发行，并指责是投机者搞乱了经济。然而，政府加印钞票进一步推高了通货膨胀。原本为防止商家暴利经营、确保穷人负担得起重要物资，而开始推行的价格管制政策，也无效果。
波尔加-赫西莫维奇向财新记者指出，由于查韦斯和马杜罗政府对糖、咖啡、米、面粉等必需品的定价过低，导致商家无法获利，丧失生产积极性，最终反而加剧了该国的进口依赖，以及国内物资的匮乏。
曾在委内瑞拉经商六年的小康同样认为，这一物价管控政策“完全违背了市场规律”。据他介绍，当时马杜罗政府依据《公平价格法》颁布的政策，要求商人利润不得超过物价的30%；但这项规定是按照当地货币来计算，而委内瑞拉商品主要依靠进口，商人采购以美元结算。
“这就造成，在某一商品采购价是100玻利瓦尔的情况下，我最多只能卖到130玻利瓦尔。但如果汇率突然上涨，我的实际成本变成200玻利瓦尔，这就根本无法盈利。政府这样做，商业活动还怎么进行下去？”小康如此反问。
为绕过美国制裁，应对物资奇缺和高通胀的挑战，马杜罗还在2018年2月放出新招，宣布发行以石油为支撑的加密货币“石油币”。但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快签署行政令，禁止美国公民和金融机构使用委内瑞拉政府发行的一切数字货币进行交易，对这一新政加以反制。
由于当前委内瑞拉仍未走出政经泥淖，目前马杜罗政府“石油币”政策的可信度和可行性，仍遭到不少投资者的质疑。
由于经济形势加速恶化，委内瑞拉民众对马杜罗政府颇有怨言。
拉美华盛顿办公室研究员拉姆兹认为，马杜罗声望逊色于查韦斯的主要原因，在于前者缺乏后者能将政治与民众需求结合在一起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
“在委内瑞拉，马杜罗已经变成一个‘梗’了。”拉姆兹举例，在数月前的一次总统竞选活动直播中，马杜罗被拍到正在进食一种委内瑞拉肉丸（Bollos Pelones），当时他误认为直播已经停止了，然而全委内瑞拉都目睹这位总统候选人是如何在全民饥荒时大快朵颐的。
这与2016年每个委内瑞拉人被迫用“马杜罗减肥法”（Maduro diet）——在马杜罗治下艰难度日并日渐消瘦——平均减重8.7公斤，构成了一种对比强烈的黑色幽默。
近年来，伴随着人道主义危机和经济崩溃，委内瑞拉朝野对立的政治危机也在不断发酵。
由于缺乏查韦斯的领袖魅力和领导能力，马杜罗自上任以来，在委内瑞拉政坛派系中始终难以服众，推行政策时多方受阻。自2015年委内瑞拉反对党联盟赢得国民议会的控制权后，反对派与马杜罗领导的左翼政府之间，便陷入了激烈斗争。
反对派将当前委内瑞拉深陷经济危机的局面，归咎于马杜罗政府长期以来的失职和失策，并不断通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对马杜罗政府进行抗议。这场朝野之间的拉锯战，造成上百人在抗议引发的暴力冲突中死亡。
然而，继承了查韦斯“反美斗士”衣钵的马杜罗，将危机归结于美国政府和反对派对委内瑞拉发动的“经济战争”。
在5月20日结束的委内瑞拉大选，也引发了反对派的强烈抵制。
由于认定选举已遭马杜罗政府“操纵”，在大选之前，控制既有立法机构国民议会的委内瑞拉反对党联盟“民主团结平台”（MUD），就以“选举缺乏公正保障”为由，宣布不参加、也不允许联盟内任何政党单独参与大选。这场选举最终以马杜罗无悬念获得连任收尾。
个人威望滑坡、与反对派矛盾尖锐的马杜罗，在当前政治经济持续动荡的局势下，如何还能牢牢把握委内瑞拉的大权？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同样与查韦斯的遗产分不开。
重构委内瑞拉不公平的体制，终结公共部门腐败，是查韦斯在竞选时便许下的承诺。1999年上台执政后，查韦斯便立即着手推动修改宪法，并成功通过两场全民公投创设了由他的拥护者把控的制宪会议。当时，为防止制宪进程受扰，查韦斯还借机出台限制措施，令原有的议会和法院陷入瘫痪。
在查韦斯主导下出台的这部1999年新宪法，虽扩充了公民权和选举权，却也大大削弱了委内瑞拉民主制度中的权力制衡机制，令国家权力集中于总统和行政部门手中。而在连任两届总统后，渴望更大权力的查韦斯，又于2009年再次通过公投修改宪法，取消了总统任期的限制。
查韦斯铁腕集权的手段被接任者马杜罗加以延续和发挥。2017年4月，为架空由反对党控制的委内瑞拉最高立法机构国民议会，马杜罗声称要打倒委内瑞拉政府内兴起的“法西斯势力”，并借此成立取代国民议会的制宪大会，这一机构的成员完全由马杜罗支持者担任。
同年8月，马杜罗宣布制宪大会已掌握立法权。此举虽未完全取缔国民议会，但后者的权力已被剥夺得所剩无几。
此间，反对派虽声势浩大，但其内部难以形成统一的反抗力量，能与马杜罗直接抗衡的个人也并未涌现。
反对派的内部分歧，从根本上来自它复杂的构成。从中右、中间派到中左甚至更左，反对党联盟MUD包含十余个在野党派，包括在查韦斯时代之前主导委国政坛的两大传统政党AD和COPEI。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郭洁向财新记者指出，马杜罗领导的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PSUV）与MUD的对立绝非简单的“左右之争”，若必须对MUD一言以蔽之，则只能概括为“反查韦斯主义”。
在不少观察者眼中，反对派的势力逐渐式微，对马杜罗的威胁愈发心有余而力不足。美国阿默斯特学院教授柯拉勒斯对财新记者指出，如果说在2015年至2017年间，反对党联盟MUD还曾一度将马杜罗政府“逼至角落”，那么到了2018年，这一反对派阵营的声音已越来越微弱，在如何对抗马杜罗的策略上也莫衷一是。
面对日益晦暗的政治局面，委内瑞拉民众也逐渐将对马杜罗的不满转化为行动。从2018年大选的低投票率，便能一窥人们对现行体制的失望。
当前委内瑞拉遭遇的困境，牵涉中国在拉美地区的重大利益。委内瑞拉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能源合作伙伴之一，也是接受中国贷款的大户，对该国贷款占到中国对拉美贷款总量的二分之一。
尽管缺乏确切的官方数据，但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拉美研究中心主任崔守军测算，过去近十年以来，中国对委内瑞拉的融资总额已超过600亿美元。
中国是全球原油的最大买家，而委内瑞拉拥有世界最大的原油蕴藏，双方的能源合作具有天然互补性。1997年，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下称中石油）中标委内瑞拉的英特甘博（Intercanmpo Norte）和卡拉高莱斯（Calacoles）两块油田，获得20年开采权，首开中委能源合作先河。
在此推动下，在2001年至2004年间，中石油与委国家石油公司PDVSA又相继签约开发委内瑞拉的奥里诺科重油带、苏马诺油田，并成立了合资公司中委奥里乳化油公司。
2007年“中委联合融资基金”（下称中委基金）成立后，中委能源合作进一步提速。
中委基金是中国和委内瑞拉两国政府为支持委内瑞拉建设而联合设立。以该基金为依托，目前中委之间的能源合作主要通过“贷款换石油”的模式进行：中方由国家开发银行以贷款形式向基金注资，委方则通过增加原油供应的方式偿还贷款。
应用于委内瑞拉的“贷款换石油”，并非中国对外合作中的首例。据崔守军介绍，此前中国在俄罗斯、巴西、哈萨克斯坦等国，都曾实践过这种合作模式；但在贷款规模、合作范围和持续时间上，都以委内瑞拉为最。
多年来一直在拉美地区从事外交工作的王珍则指出，包括能源融资合作在内的中委合作机制，在中国与整个拉美地区的合作布局中起带头示范作用。他表示：
“从某种意义上说，委内瑞拉就是一块试验田。中拉‘1+3+6’等合作框架的建立，也是从委内瑞拉的经验中摸索出来的。”
然而，不少分析认为，持续的经济滑坡和政治动荡，已让委内瑞拉的债务偿付能力打上巨大的问号。近年来委内瑞拉不断加剧的债务违约风险，也愈发引起中国投资者的关注和担忧。
根据崔守军的研究，截至2017年初，在中国对委内瑞拉的约600亿美元融资款项中，至少有200亿美元是未偿付贷款。
在崔守军看来，中国与委内瑞拉有很好的经济合作利益，但在后来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他在此前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指出，过去十年间，左翼政府领导下的委内瑞拉成为中国打开拉美能源市场的重要抓手；与该国的“贷款换石油”合作也帮助中国实现了石油来源的多元化，有利于中国整体能源安全系数的提升。
不过，由于委内瑞拉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形势易受油价波动影响，该国的石油蕴藏还是黏度较高的重油，对开采的技艺要求高，而该国的炼油技术又相对落后。2014年国际油价的暴跌，再加上石油业的产能不足，便造成如今委内瑞拉政府偿还贷款的能力下降的局面。
王珍则向财新记者强调，处于内忧外困中的委内瑞拉，一直在按时偿还中方的贷款，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拖欠，外界不应夸大该国债务违约的风险。较高的重油，对开采的技艺要求高，而该国的炼油技术又相对落后。2014年国际油价的暴跌，再加上石油业的产能不足，便造成如今委内瑞拉政府偿还贷款的能力下降的局面。
“委内瑞拉绝不是一个说垮就垮的国家，因为它的资源都摆在那里。”王珍认为，石油、矿藏与农业资源都异常丰富的委内瑞拉，仍拥有不容忽视的经济发展潜力，“一旦把形势稳定下来，恢复石油生产能力，委内瑞拉一定是个很有希望的国家。”
由于外界缺乏对委内瑞拉石油出口以外经济数据的统计，要追踪该国的资金流动情况，并评估其债务偿付能力，将十分困难。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委内瑞拉政府正面临一项愈发严峻的挑战——如何在使用有限的外汇，进口更多奇缺的食品、药物等必需品，和将外汇用于偿还债务之间做出选择。
2017年11月12日，当全球两大评级机构惠誉和标普纷纷宣布下调委内瑞拉信贷评级、提示该国债务违约风险时，马杜罗曾发表电视演讲向外界承诺：尽管面临资金短缺，委内瑞拉“绝不会出现债务违约”。
当时，他还表示，委内瑞拉正在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进行谈判，希望能重整该国欠下的高达150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
2017年11月1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最近一次回应有关中方是否担心委内瑞拉对中国债务偿还问题时表示：
“我们注意到委内瑞拉政府承诺履行偿债义务，并已付诸实际行动。中方相信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有能力处理好本国债务问题。希望各方通过协商解决有关问题。目前中委融资合作正常进行。”
据中国外交部消息，2018年7月3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会见了来中国访问的委内瑞拉经济财政部长、中委高委会委方秘书长西蒙·塞尔帕一行，双方就中委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塞尔帕于同日发布声明称，中方已同意向委方提供超过2.5亿美元（约合17亿元人民币）的直接投资，用于帮助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增加产量。声明还称，“中委双方已经在推进具体的融资安排，这将作为中国50亿美元（约合340.1亿元人民币）特别贷款的一部分。”
2018年9月13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任内第四次到访中国。在当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目前中委相关融资合作进展顺利。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中国与拉美关系研究员陈懋修（Matt Ferchen）向财新记者分析，对于当前遭受重创的委内瑞拉石油业来说，无论是2.5亿美元还是50亿美元，实则都不足以帮助其稳定生产。
但据王珍观察，目前中委之间的融资及工程项目合作，均在正常进行当中；中委高层的交流合作机制，也都在正常运转。
“或许因为形势原因，我们变得更谨慎一些，有些项目可能先放一放，这都是必要的、正常的做法，”他表示，“但整体来看，我相信中方对与委内瑞拉合作的兴趣没有下降。”
王珍指出，当前应以长远的战略眼光和互利共赢的心态，看待中国和委内瑞拉的关系和交往，不能因一时的局势动荡就动摇合作的决心。但他同时提到，随着国际经济形势和两国发展水平的变化，中委合作的方式和内容也要相应地有所创新，双方可在合作中不断摸索新的经验。
王珍强调：
他指出，只有认清这一点，中委之间的合作关系才能更加长久，日后才能更经得起政治与经济风波的考验。
对于委内瑞拉的未来，目前仍坚守在委内瑞拉的张伟星并不悲观。但他依然怀念查韦斯执政的时代，认为当时的委内瑞拉是“西半球最好的国家”。
在张伟星眼中，治理能力存在重大缺陷的马杜罗政府，或许才是当前委内瑞拉深陷危机的症结所在，“如果换一个当家人，把外资引进来的话，再有五年时间，这个国家可能还能发展得像一个小香港一样。”
不过，更多专家向财新记者指出，若不修正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即便“换一个领导人”，已滑向崩溃边缘的委内瑞拉，或也难以恢复往日风光。
在他们看来，正承受国内外多重压力的马杜罗政府，似乎被复杂的既得利益纠葛绊住了脚步，在经济与政治改革方面显得动力不足。但若要真正改善委内瑞拉的现状，仍有待于该国统治阶层迈出大胆一步。
长期观察中委互动的陈懋修认为，在帮助委内瑞拉走出困境方面，中国能发挥一定的建设性作用。
他建议，针对债务可持续性、石油产业及其环境效应等国家治理问题，中国政府可与委方积极开展开放、真诚的对话，“中方可以说：显然你们遇到了危机，并且还没得到解决，那就让我们一起看看有哪些教训，未来可以如何调整。”
王珍同样认为，面对迫切需要外界支援的委内瑞拉，作为“老朋友”的中国理应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据他分析，目前委内瑞拉的当务之急在于，在政治上缓和朝野对立关系，同时在经济上提高石油产量：
“只要双管齐下，同时加大工作力度，委内瑞拉的形势一定会发生变化。总之，我们不应对委内瑞拉感到失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小康为化名

文字编辑：黄山
设计：冷斌
版面编辑：王喆 魏春元 卢星吉（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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