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学辉的47岁人生，结束于倒在恐怖分子枪下那一天。

本文原载于《财新周刊》2016年第04期 ，发表于2016年01月25日 2016年1月3日是女儿常梦洁23岁的生日，但王静全家无心庆祝。一周前，47岁的王静刚刚参加完丈夫常学辉的遗体告别仪式；1月7日，丈夫的骨灰在北京八宝山人民公墓下葬。
2015年11月20日，发生在西非国家马里的一次恐怖袭击，把王静母女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生活）怎么正常得了？”王静在北京大兴的家中对财新记者说，“这种被枪打的，又不是出车祸或是其他意外，我接受不了。”
常学辉和妻子同龄，时任中国铁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铁建国际）西非公司总经理。
2015年11月19日，常学辉陪同来自北京总部的上司——中铁建国际总经理周天想、副总经理王选尚，经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出发前往马里，下榻马里首都巴马科的丽笙酒店，准备次日与马里交通部官员面谈铁路项目。
然而，次日一早，一群恐怖分子乘坐一辆挂有外交牌照的汽车，闯进丽笙酒店。这场恐怖袭击，历经十个小时的杀戮、挟持和解救，共有20个无辜生命遇难，其中包括当时在酒店大堂等人的周天想、王选尚和常学辉。
49岁的周天想、50岁的王选尚与常学辉一样，都是“老非洲”。周天想、王选尚还获得过原铁道部颁发的铁路系统最高奖“火车头”奖章。三位遇难者成为2015年“中国年度悲伤”的一部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年讲话中特别提到：“我们的同胞被恐怖分子残忍杀害，令人深感痛心。”
2015年12月，外交部长王毅在一场演讲中透露，2015年，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处理了近6万起涉及中国公民权益与安危的领事保护案件，外交部的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累计接听并处理来电十几万次。
这些外交领事保护案件，牵涉最多的是中国“走出去”投资的企业和公民。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渐成规模，中国在海外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广泛和复杂。
根据商务部统计，加上第三地融资再投资，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达到约1400亿美元，首次超过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无奈地发现：中国已经无法独立于世界各地的恐怖威胁和政局动荡。从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到中国人质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杀害，中国人每一次海外遇难，都将他国的动荡以直观和痛苦的方式呈现在国人面前。
常学辉值得记忆。崇尚外交仕途的常学辉，总是在国家政策的大背景中决定自己的每一次重大人生选择。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从援非医疗队翻译，到山西外贸系统驻外代表，再到自谋出路的法语教师，从代表国家利益的外交官，到操盘几十亿美元项目的国企高管，常学辉在非洲的20多年，见证并经历了国家外贸体系的变迁，中非关系的风风雨雨，以及越来越广泛深入的中国企业“走出去”。
王静对财新记者说，每当谈起非洲，常学辉便滔滔不绝，“仿佛非洲就是他的世界”。
常学辉曾在加蓬的上司王勤如此总结“非洲情结”：
王勤做过中国驻加蓬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下称经商处）参赞，与常学辉共事四年。他向财新记者解释，人们在去非洲之前，往往只知道那里充斥疾病和贫穷，但去了之后，才领略到非洲的好，包括人们的淳朴善良和大自然环境的优美。
这不是一个仅仅关于常学辉的故事，而是中国几代“老非洲”的共同经历。
1968年5月4日，常学辉出生于山西太原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他的父亲是太原钢铁公司（现已改制为太原钢铁集团）的一名电工，母亲则是一家五金机电商店的会计。常学辉在家中排行老二，上有哥哥，下有妹妹。
1988年7月，主修法语的常学辉从西安外国语学院（现更名为西安外国语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太原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下称市外事办）任翻译。
常学辉的岳父王登云告诉财新记者，常学辉最初是自愿报名去非洲的。王登云曾任山西省卫生厅外事处处长，主管山西省援外医疗队，每隔几年，就负责向对口的几个非洲国家派遣一批医疗队。
医疗援非源于上世纪60年代。1962年，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推翻法国殖民统治后独立，法国因此撤走大量法籍医生。为缺医少药所困的阿尔及利亚向国际社会求援。中国在1963年向其派出第一批援外医疗队。
斗转星移几十年，国内环境沧海桑田，医疗援外传统却一直保留下来。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资料，截至2013年6月，中国在半个世纪中先后向亚、非、拉、欧和大洋洲的66个国家和地区派遣过医疗队，累计派出队员约2.3万人次，诊治患者2.7亿人次。援助所需的人员工资、药品和医疗器材等均由中国无偿提供。
王登云回忆，当时刚刚大学毕业的常学辉是通过他手下的一个法语翻译找到他，表达了“很想去非洲”的愿望。
常学辉想去非洲的原因或许不止于“响应国家号召”。当时医疗队成员的收入可达国内工资的3倍-4倍，这对于许多家境并不宽裕的人来说，是不小的诱惑。
王登云答应了他的请求，安排他前往山西省对口支援的东非国家吉布提，为期两年。常学辉主要负责整个医疗队的对外沟通，他是队内惟一的法语翻译。
在当地的阿法尔语里，“吉布提”的含义是“沸腾的蒸锅”，沙漠与火山面积占比高达90%，夏季平均气温31摄氏度至41摄氏度。
许多中国人听说吉布提这个国家，或许是通过2015年11月的新闻：中国国防部证实，正与吉布提协商修建一个后勤基地，为中国军队在附近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人道主义救援任务提供后勤保障。
王登云告诉财新记者，他早年曾到吉布提考察，发现医疗队的条件十分艰苦，吃饭和洗澡都需要用淡化的海水，蔬菜供给要靠邻国埃塞俄比亚的小火车，一周两次送来。医疗队的针灸科甚至是在集装箱改装的屋子中工作。
但常学辉素来“口风紧”，对家人报喜不报忧。王静说：“他只会告诉我，他在那里学会了潜水，说那里的海是透亮的。”
“只有一次他暴露了。”王静回忆说。1991年从吉布提回国后，常学辉便再也不吃洋葱和土豆。有一次，不知情的王静炒了一碟洋葱，还鼓励他多吃。“不行，这个东西（洋葱）吃多了有味，我在非洲吃得整天有口气，连放个屁都是洋葱味。”常学辉说。细心的妻子马上意识到，他隐瞒了吉布提食物匮乏的真实境况。
1991年初，常学辉从吉布提回国，拿出全部积蓄加上贷款，给家里买房和装修，接父母同住。或许是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常学辉又找王登云申请再次援非。但这一次他没有成功，因为当时参加援非医疗队需要提前一年报名。
在多次登门的过程中，常学辉与王登云的女儿王静互生情愫。1991年，常学辉娶了王静进门，并在1993年有了他们的独生女。
干部家庭出生的王静，为什么会看上常学辉这个工人家的孩子？王静说，自己没有那么势利，当时就是觉得常学辉这人“上进、朴实，精神和阳光”。女儿常梦洁后来甚至用“男神”来称呼自己身高一米八三的父亲。
1992年，国家批准山西省对外经济贸易厅（现称山西省商务厅）在西非科特迪瓦设立对外贸易中心，由其下属的山西省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下称土畜产公司）负责筹办经营。
常学辉看到了转型的机会。他认为相比于做翻译，业务骨干的发展前景更好，公司还能为自己这个新组建的小家庭分配住房。经岳父王登云介绍，常学辉跳槽到土畜产公司，开启了近十年的外贸生涯。
在土畜产公司的这段时间里，常学辉经历复杂。他曾在西非喀麦隆经商，出口中国商品；还曾与山西医疗系统合作，在喀麦隆创办了“中喀友好医院”，自己担任翻译及院长助理。后来，常学辉还与当地人合作，计划在喀麦隆开办第二家医院，后因国内情况突变而夭折。
山西土畜产公司原为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下称中土畜总公司）的分公司。中土畜总公司成立于建国之后，曾长期垄断茶叶、土产和畜产的出口生意。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类老牌外贸企业曾是中国赚取外汇的主力。
改革开放后，外贸领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瓦解，包括中土畜总公司在内的许多外贸公司都丧失了进出口特权。
1988年，国家改革外贸体制，中土畜总公司与78家省分公司脱钩，各分公司不得不在市场竞争中自谋出路。
即便常学辉常年身处非洲，国内外贸体系的巨变还是给他带来了冲击。
中国大步流星地奔跑在全球第一出口大国的轨道上，中土畜总公司的许多省分公司却在脱钩后经营不善，还陆续有员工受到反腐调查。等到常学辉在2000年左右回到山西，他所在的单位已发不出工资。
才30岁出头的常学辉心有不甘，从单位停薪留职之后，他去旅行社当过导游，还与邻居一起开过餐馆，同时他还当过教师，帮助想去法国留学的学生学习法语。常学辉喜欢在课堂上讲他在国外亲身经历的奇闻异事，这一点令他颇受学生追捧。
但在常学辉的内心深处，始终潜伏着回到体制内工作的渴望。
“他的愿望是走仕途，在那时的很多人看来，只有国家公务员才是正途。”王雅告诉财新记者。她是常学辉在中铁建国际的副手，现已跳槽到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信建设），担任公司驻阿尔及利亚国家区总经理助理。
常学辉也曾对在非洲加蓬时的朋友闫石回忆：“在山西的这段时光没什么意思，没有在国家外交系统工作的那种使命感和自豪感。”
“他觉得，非洲是一片非常值得中国开发、前景非常好的区域。作为法语干部，他在那里大有可为。”曾经任职中粮集团的闫石告诉财新记者。
闫石与常学辉的经历既有相似，又有不同。1997年，闫石从中央财经大学会计系毕业，进入位于北京的中土畜总公司。2004年，中土畜总公司与中粮集团实施并入式重组，成为中粮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闫石就此进入中粮。虽然同在中土畜系统，也曾长期派驻国外，闫石却比常学辉“幸运”，没有经历太多的公司动荡。
2002年，正当“常老师”在山西授业解惑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国家正在招人”。捎信人是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现已并入商务部）的朋友。二人在非洲相识，常学辉获其推荐到海外经商处工作。
经商处是商务部派驻中国驻外大使馆的代表机构。曾经在多国经商处工作的王勤告诉财新记者，以前外语人才匮乏，商务部经常从国内知名大学或国有外贸企业借调员工，派驻国外经商处。
王勤自己就是例子。他1974年从北京大学法语系毕业，留校做过老师，后被调去对外经贸部并派往国外经商处。正是这批人，最早帮助了中国企业“走出去”。
王勤还告诉财新记者，除非当事人有相关外交经验，商务部的借调都需要考试，但借调后人员的待遇与商务部直接派出的没有区别。
2003年8月，常学辉终于等到了一个去加蓬经商处当三等秘书的机会。“老婆，咱们的日子以后会好过些。”他在出发前告诉王静。
加蓬位于中非西海岸，西临大西洋，横跨赤道线。作为前法国殖民地，加蓬地广人稀，面积比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略大，2014年的人口只有169万。这里森林覆盖率高、自然资源丰富，是中国重要的原材料供应国，对华出口产品包括石油、木材、锰矿等。
对中国人来说，政局相对稳定的加蓬是难得的经商之地。
从1967年起，奥马尔•邦戈一共做了近42年加蓬总统，直到2009年去世。中国人称他为“老邦戈”，称其子现任总统阿里•邦戈为“小邦戈”。
从1999年到2008年，让•平担任加蓬外交部长，他有华裔血统，其父程志平祖籍中国温州。让•平是加蓬出了名的“亲华派”。
常学辉派驻加蓬期间，赶上中国国内经济蓬勃发展、资源需求与日俱增的窗口期。如何从海外获取长期稳定的资源供应，是中国高层着重思考的问题，而中非友谊也从原本单纯的经济援助迈入资源开发的新阶段。
2004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加蓬总统“老邦戈”完成互访，两国关系迅速升温。当年，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下称中石化）便与加蓬的矿产、能源、石油和水资源部（下称能矿部）签订了100万吨石油的购销合同，并取得了三个区块的勘探权。
现年65岁的王勤在2004年-2008年担任加蓬经商处参赞，是常学辉的直接上司。他告诉财新记者，工程项目流程环节众多，作为三等秘书，常学辉主要负责市场调研和中资企业承包项目的政府协调。
2004年胡锦涛访问加蓬前后，中国在加蓬援建了参议院和广电大厦项目，前者由上海建工集团承建，后者由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现名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机）承建。
施工运营并不在常学辉分管领域，但一旦中国企业需要与当地政府对接，就需要经商处出面协助。因为在这两项工程上的杰出表现，常学辉曾两度获得加蓬总统颁发的骑士勋章，同时晋升为二等秘书。
争议总是和这些“楼堂馆所”性质的援建项目如影随形。在国内，人们往往抱怨，中国自己尚有大量的贫困人口需要救济，不应在外“撒钱”。在国外，有不少西方国家也批评，此类援助只服务于当地官商显贵少数人群，与普罗大众无关。
对此，王勤认为，与国际社会打交道，中国自然有外交需要。“这个跟居家过日子是一样的。你邻居比较穷，人家手头紧，跟你借点钱，难道就不给吗？人总是有感情的，国家与国家之间也一样。”王勤说。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驻会研究员唐晓阳也认为，虽然西方国家不愿建设这类“楼堂馆所”，但它们符合中非两地的政治现实。唐晓阳现任职于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长期研究中非关系。
“发展中国家对这类项目其实挺感兴趣，因为这是一个国家凝聚力的标志。”唐晓阳告诉财新记者，“西方援助国非常排斥这些项目，觉得对经济发展和民生没有大的作用，但中国还是比较认同这些标志性建筑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起到的作用。”
不过，他也表示，由于这类项目对发展经济效果“短期和局限”，中国对这类项目的兴趣也在减弱，现在的重心已转到促进贸易上来。
对常学辉来说，他思考更多的或许是如何在加蓬这个舞台上发挥自己的长处，维护中国人的利益。王勤回忆，常学辉对加蓬外交部亚洲司每个人的特点、办事习惯和家庭情况都了如指掌。王勤每次去加蓬外交部办事，如果不带常学辉，所有人都会问：常先生为什么没来？
中国人“常先生”还以厨艺闻名。据常家人介绍，在援非医疗队期间，由于吉布提物资匮乏，常学辉练出一手精湛的刀削面本事。从那以后，无论他在非洲走到哪里，都会在行李中带上一把削面刀。在加蓬，这一碗碗山西刀削面，不仅成了每个人过生日的保留节目，还被用到对外宴请，成了加蓬经商处的一张社交“名片”。
驻外生涯听起来丰富多彩，有时候却只是表面风光。王勤在他的回忆录里记录了一位专家组同事的家事，其中一个细节是：出生后三年都没有见过爸爸的孩子，到了晚上哭闹着要求回家的爸爸离开，孩子问妈妈：
中石油公司一位曾常驻非洲国家的人士对财新记者证实，中石油驻外员工通常有工作几个月回国休假的福利，但很多中国企业的驻外员工都是一两年甚至三年都不能回一次家，工程基建类公司驻外人员的工作条件尤其艰苦。
2003年，在中土畜总公司法国子公司工作的闫石由巴黎转往加蓬工作，曾在经商处短暂借住。常学辉曾跟他聊起自己对家人的愧疚。
闫石向财新记者转述，内疚的常学辉如此安慰自己：与在国内做公务员相比，驻外人员的工资更高，把这些钱寄回家，可以给家人一个更好的生活条件。
“苦我一个，幸福全家人。这也是当时很多人的想法。”闫石说。
王静坦承，这些年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她不是没有过怨言。但女儿常梦洁不能接受的是家庭成员的缺失。初中进入青春期、叛逆期之后，常梦洁将父亲常年不在家的原因迁怒于其学的是外语，进而十分抗拒英语学科的学习。
为此，常学辉曾向王勤诉苦，觉得自己管女儿太少，担心她以后走弯路。在此后的职业生涯中，家庭因素成为常学辉选择工作的一个重要考量。
2008年3月，常学辉在加蓬经商处任职到期，但山西土畜产公司已经难成归宿。此时与常学辉在加蓬广电大厦项目合作愉快的中机想要挖他，并愿意给他家人“进京指标”。
这意味着，马上要初中毕业的女儿可以获得北京户口，接受比山西更好的高中教育。
这是家庭的机会，却与常学辉的人生目标冲突。了解常学辉的亲友告诉财新记者，他这辈子最羡慕的，是像参赞王勤那样，一直做外交官，直到退休。
“他觉得自己一直不在家照顾孩子，当女儿需要户口时，中机给了，他得抓住契机弥补自己对女儿的亏欠。”王雅告诉财新记者，“做职业外交官这件事，就此成为他未实现的梦想。”
成立于1978年的中机隶属于中国机械工业集团，主要业务为国际工程承包。中机当时之所以那么迫切地争取常学辉，是因为它在加蓬有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工程，需要动用所有的政治经济资源。
2004年下半年，“老邦戈”总统访华，中机与加蓬能矿部签订了贝林加铁矿开发协议。贝林加铁矿位于加蓬东北部，铁矿石储量预计超过10亿吨，矿石品位达到65%，号称“世界上最后一个未开发的巨型铁矿”。整个矿藏从1895年被发现以来便受多国觊觎，但因开采难度巨大，法国人和美国人最终都选择了放弃。
随着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崛起，国内钢厂对铁矿石需求大增，国际铁矿石价格水涨船高。国际铁矿石供应，长期把持在淡水河谷、力拓和必和必拓三大国际矿业集团手中。中国政府认为，开发贝林加铁矿有助于打破寡头垄断，从源头上确保国内的资源供应。
加蓬的石油行业产值长期占国家GDP总值的半壁江山，产量在1997年达到1850万吨的历史最高点。之后尽管国际油价攀升，投资不断涌入，但加蓬石油产量逐年下滑。该国政府急需开拓收入来源，开采贝林加铁矿也被提上议事日程。
作为经商处的一员，常学辉很早就介入了贝林加铁矿项目。项目前期，一共有来自法国、南非、巴西、澳大利亚和中国五国的公司参与争夺，其中以巴西淡水河谷和中机最有优势。
根据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 （Brill）出版的《非洲年鉴》，中国和巴西公司背后分别有当时加蓬的外交部长和能矿部长支持。虽然加蓬政府一度希望两家公司联合，但双方无法在谁占主导的问题上达成一致。
最终，中机以更宏伟的基建方案和中国政策性银行的信贷支持打动了加蓬政府。2006年6月，加蓬将贝林加铁矿项目授予中方。
在中机的承诺里，除了开矿，中方还要为加蓬修建560公里的铁路、一个深水港和一座水利发电站。中国进出口银行为此提供贷款，加蓬则以开采出的铁矿石偿还。项目总投资预计达到35亿美元，可创造3万个就业岗位。加蓬政府因此将其称为“世纪工程”和“中非合作的典范”。
但夺下授权只是第一步，中机一路走来磕磕绊绊。
贝林加铁矿部分位于加蓬的伊温多河国家公园（Ivindo National Park），其所在的刚果河盆地是仅次于亚马逊平原的世界第二大热带雨林。雨林里有大量的珍稀动植物，是地球上最大的物种基因库之一。
要开发这个国家公园，来自环保组织和当地居民的反对声一定不会小。环保组织担心，这条通往矿山的路会打破雨林的宁静，成为盗猎者的捷径。许多加蓬人也怀疑，项目创造的3万个工作岗位到底有多少是留给当地人、又有多少是由中国人来完成。
2007年，为让政府在信息公开、反腐败和环保上作出承诺，当地环保人士Marc Ona Essangui将加蓬政府与中机的协议公之于众，引起轩然大波。协议显示，投产以后，加蓬政府只能分到10%收益，而中机在25年内都不需交税。Ona因此在2009年获得了有“绿色诺贝尔奖”之称的戈德曼环境奖。
国内外的舆论压力迫使加蓬政府与中机重新谈判，减小受工程影响的区域，修改道路规划，更改协议条款。
但开发铁矿项目还是得到了加蓬最高领导人的支持。2007年9月，在铁矿项目遭到大量批评之际，“老邦戈”总统在全国讲话中表示：开发贝林加铁矿及建设相关基础设施是为了满足加蓬人民最低限度发展的合法要求，“不能因为有人说三道四，就让地下的资源烂掉和消亡”。
2007年12月，中机牵头组建加蓬贝林加铁矿公司。2008年7月，常学辉加入中机，担任公司加蓬代表处的现场经理，全权负责当地联络协调工作。
但天有不测风云。2009年6月，73岁的“老邦戈”总统去世，亲西方的“小邦戈”总统上台，内阁旋即重组，中方自此失去了支持，贝林加铁矿项目搁浅。
据接近常学辉的人士回忆，在“老邦戈”总统去世后，加蓬全国停摆，但常学辉依然顶着各方压力努力挽救铁矿项目。中机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显示，曾在贝林加地区为民众免费送医送药。但无奈两国关系转差，各种努力最后无果而终。
根据原先制定的计划，贝林加铁矿本该在2011年投产。但由于项目搁置，加蓬政府在那年年底收回了中机的采矿权。随后，加蓬政府又与必和必拓展开谈判。但迄今为止，这个铁矿仍无人开采。
2013年11月，根据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01829.HK）的公告，中机将加蓬贝林加铁矿公司内的所有股份卖给加蓬政府，获得3253万美元的赔偿，但那时候的常学辉已经转投中铁建国际。
中铁建国际由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601186.SH ，下称中国铁建）独家注资成立，专注于境外工程项目。成立于1948年的中国铁建，前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业务涉及铁路、公路、桥梁、隧道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601390.SH ）同为中国铁路基建行业的龙头企业。
2012年12月，中国铁建在北京举办了中铁建国际的揭牌仪式。中国铁建董事长孟凤朝表示：中铁建国际的目标是把中国铁建的设计施工、装备制造、物流贸易带出去，把中国的技术标准带出去。
据王静回忆，中铁建国际找到常学辉是在2013年初。当时，他们正在建材市场里为北京的新家采购装修材料。中铁建国际的高管亲自赶来，力邀他加盟。因为贝林加铁矿项目遇挫，常学辉正为自己在中机的未来发愁。中铁建国际诚意十足，他便欣然应允。
不过，在非洲待了20多年的他提了一个条件：自己可以去非洲出差，但得常驻北京，多一些时间陪伴家人。
中铁建国际答应了这个要求。2013年5月，常学辉入职，担任中铁建国际阿尔及利亚分公司的副总经理，负责中西非市场开发。
“自2013年5月调入中国铁建以来，在集团公司领导的指导下，成功地利用之前在中西非大多数国家所积累的丰富的政、商等多领域上层人脉，为公司在中西非各国开拓市场、开山劈路、牵线搭桥。在所到之国宣传中国铁建的招牌；在所行之处结交肝胆有识之士”。这是常学辉在官网上的自我陈述。
从2014年起，中国开始陆续推行“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中国装备走出去”等国家战略，希望能在原先企业“走出去”的基础上，向国外出口中国技术和设备。
2015年12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上宣布，未来三年要拿出600亿美元支持中非“十大合作计划”。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可谓一举两得：一方面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也可消化国内过剩的产能。
唐晓阳曾向财新记者引述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兼行长李若谷的观点：虽然许多发展中国家现在负债很重，国际上评级不高，但中国需要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这些国家。
“如果我给它项目的话，就像做生意一样，它有可能很快就能盘活，有自己的造血能力，情况便能很快得到改善。”唐晓阳认为，600亿美元中大部分会是商业项目，纯援助性质的无息或低息贷款很少。
当然，国内也存在不少反对盲目兴建海外工程的声音。许多国企由于经验不足、风险管控能力差等原因，造成大量海外项目亏损。比如：在2009年初签署的沙特麦加轻轨项目中，中国铁建因为后来执行的实际工程量远远大于签约预计，完工后宣布亏损41.53亿元。
同年，中海外牵头联合中国隧道集团、上海建工以及波兰贝科玛有限公司（DECOMA），以低于波兰政府预算一半的报价获得一条高速公路标的，然而项目在两年后因拖欠分包商工程费用而被迫停工，整个项目因成本管理失控、无法获得合同外工程变更补偿等原因面临3.94亿美元（约合25.45亿元人民币）的潜在亏损（详见本刊2011年第29期封面报道“怎样搞砸海外项目”）。
还有一些项目，比如中石化在安哥拉的油田，在出现高达百亿美元潜在损失的同时，还暴露了相关人员的腐败问题。
不过，在国家大政策的背景之下，海外业务仍然成为中国铁建等工程承包企业近年来的规模增长点。据中国铁建官方资料，2014年，中国铁建新签合同额8277亿元，其中新签海外合同额1278亿元，同比增长59.74%，占新签合同总额的15.44%。
2014年，中铁建国际任命常学辉为西非公司总经理。他的办公室，又从北京搬到从事外贸工作时去过的西非国家科特迪瓦。常学辉想要长期陪伴家人的愿望化为泡影。
由于项目众多，常学辉在中铁建国际十分繁忙。他的副手王雅告诉财新记者，由于出差频繁，常学辉会把需要用的东西全部放在车上，包括一套西服。
对此，常学辉也不是毫无怨言。他发表于中国铁建官网的文章中便提到：“身体的疲劳，经常使疾病有机可乘。”他还提到了自己在考察加蓬时感染疟疾的经历。
疟疾几乎是所有“老非洲”的噩梦。这是一种无法免疫的疾病。王静告诉财新记者，因为参加过援非医疗队，常学辉会在行李箱中常年备着药品和针筒。如果得疟疾的第一天情况严重，他会求旁人给他打针；而一旦病情好转，他便会自己给自己打针。作为医生的王静，还曾在家里给丈夫打过青蒿素针剂。
亲友们告诉财新记者，常学辉喜欢他在中铁建国际的工作，认为自己的付出得到了公司的认可。
王勤最后一次见到常学辉是在2014年底。那时常学辉刚刚装修完新家，正踌躇满志地想在中铁建国际有所作为。他还把中铁建国际颁发的荣誉拿给王勤看，其中包括在2014年被评为“海外经营工作先进个人”。
王勤怎么也没想到，一年之后，自己和常学辉阴阳两隔。
2015年11月19日，是常学辉走向生命终途的最后行程。
根据中国铁建公布的信息，当天，中铁建国际总经理周天想、副总经理王选尚、中铁建国际西非公司总经理常学辉和西非公司翻译吴志奇一行四人，经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出发前往马里，此行目的是与马里交通部商谈包括达喀尔－巴马科铁路在内的多个工程项目。
马里地处西非中部，四面被其他国家环绕，是典型的内陆国家。达喀尔－巴马科铁路连接马里首都巴马科与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现有的铁路建成于1923年，正线全长约1286公里。由于长期投资不足，缺乏线路维护，该铁路路轨老化，2009年还发生过国际旅客快车出轨事故。
中国铁建想做的，是修复改造这条跨国铁路，有利于马里出口棉花、黄金等商品。
这条铁路对常学辉还有个人层面的意义。王雅曾与常学辉一起考察过这个项目。她告诉财新记者，常学辉原本希望这条铁路能在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前签约，加上女儿年底领证结婚，图个“双喜临门”。
正是带着这种心情，11月19日上午10时，常学辉陪同来自中铁建国际总公司的上司抵达马里首都巴马科，入住位于使馆区的丽笙酒店。这里靠近美国使馆和马里的政府机关，是国际商旅云集之处。
中国铁建的相关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之所以安排公司领导入住条件较好的酒店，而非住在当地的公司办事处，是为了“便于随时约见当地的官员和相关人士”。上述人士认为，丽笙酒店是“马里最安全的三家酒店之一”，中国铁建在预订时已经考虑到安全问题。
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全球最穷的25个国家之一，马里近年来治安状况糟糕，但中资企业在当地仍积极运作，可谓“火中取栗”。2012年初，马里北方的分裂武装发动叛乱，成立“阿扎瓦德独立国”，各类恐怖和极端势力亦借机在当地扩充势力。2013年，前宗主国法国和一些非洲国家出兵协助马政府军平叛，但恐怖主义的威胁一直弥漫在这个国家。
2015年，马里多个反政府武装组织与政府签署《和平与和解协议》，开启和平进程。但也有一些组织不愿和解，反而将矛头对准外国人。2015年3月，巴马科一家经常有外国人光顾的餐厅发生枪击事件，导致五人死亡。8月，武装分子袭击了马里中部城市塞瓦雷（Sevare）的一家酒店，造成五名联合国工作人员死亡。
11月20日，恐怖分子将目光投向了住有大量外国人的丽笙酒店。早上7时，许多旅客正在用餐，枪声在酒店门外响起，人们迅速涌向酒店后方的一个员工电梯。
阿里•叶塞贝克（Ali Yazbeck）在酒店中担任面点师助理。他在事后向《纽约时报》回忆，那架员工电梯只能搭载八个人，但想要逃跑的人实在太多，门关不上。
此时，一名枪手现身，他一边放声大笑，一边向电梯里的每个人开枪。据叶塞贝克回忆，当时的电梯里既有法国人，还有中国人，他自己也中枪受伤。
在此次恐怖袭击中，中铁建国际惟一的幸存者翻译吴志奇，也向《工人日报》讲述了自己侥幸逃生的细节。事发时，三名公司负责人已经用过早餐，正在大堂等候外方人员。吴志奇因为去餐厅吃早餐晚了几分钟下楼。当电梯到达一楼时，他刚好看到持枪者的背面。
他迅速关上电梯门，跑回房间，躲了起来。此时，他的上司常学辉已不再回他微信了。
事发之时，王静正在北京密云的医院上班。她向财新记者回忆，那天上班特别忙，一直没有时间看新闻。但突然间朋友们的电话如潮水般涌来，一个个都问她：常学辉是不是去了马里？
刚开始，王静还以为丈夫按原计划待在塞内加尔，便坚决回复“没有”。但问的人越来越多，丈夫又失联，王静心里乱成一团。于是，她让刚加完班的女儿去询问中国铁建。
当公司回复确认常学辉是在马里之后，全家人一夜无眠。当晚，王静每隔一段时间便给公司打电话，但情况一直不明朗。她自我安慰：“联系不上意味着还有希望。”
到11月21日早上五六点，公司终于有人接她的电话，让她当天不要去上班，公司马上来人。“我‘哇’地一声就哭了出来，手机都掉在床上了。”王静如此描绘自己的第一反应。
根据中国铁建的官方消息，11月21日凌晨2时31分，公司从中国驻马里大使馆确认了三人遇难的消息。中国铁建迅速成立前方工作组、国内工作组和三个善后工作组，赶赴马里和遇难者家中。
三人遇难的消息迅速通过网络传播开来。王勤在得到常学辉的噩耗之后，赋诗《送战友》悼念：他那从未停止行走的脚步，总在我的脑海里游移，喀麦隆、加蓬、吉布提，卢旺达、阿尔及利亚、马里，哪里没有他的身影，哪里没有他的足迹⋯⋯
根据商务部的数字，2014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220亿美元，是2000年的21倍，中国连续六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常学辉曾经安慰王静：非洲乱，但中国人没事，因为恐怖袭击一般针对的都是外国人。然而，他自己血的案例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象。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事后表示：这次恐怖主义袭击发生在和平协议的签署方与马里政府及国际合作伙伴举行会谈之际，发生的酒店有多名联合国人员入住，恐怖分子此举意在企图破坏和平协议。
现在仍身处阿尔及利亚的王雅告诉财新记者，她一方面为常学辉痛心，另一方面又感到后怕。“如果我没有调到中信建设，我也可能出现在这次遇难的名单里，因为中西非我们俩都是搭档着跑。”由于这类事件难以完全避免，王雅无奈地说：“命运无法预测，在你还能看到阳光的时候，应该尽量珍惜家人、珍惜朋友、珍惜工作、珍惜每一天。”
事后，中国铁建迅速加强了各地的安防工作，要求海外项目员工严守规定，不能单人外出。中国铁建还表示：
它随后用两则公告佐证了这一决心：2015年12月25日和28日，中国铁建宣布分别与塞内加尔国家铁路局和马里国家陆运及航运总局签订框架协议，承揽达喀尔－巴马科铁路修复项目，合同总金额约为27.26亿美元，两国政府还会继续与中国的银行商讨项目融资问题——这个项目并没有因为三位公司经理的离世而延缓。
中马两国借追悼活动表明态度。2015年11月25日，马里政府在疫苗研究中心举行了中铁建国际三位员工的遗体回国告别仪式。
马里总统易卜拉欣亲自提笔撰写悼词，并当众宣读。悼词称：“你们倒下了，在你们正准备要添加一块新基石的时候。那是一块非常美丽的基石，可以让马里和塞内加尔人民实现互通互联，给各自人民带来巨大福祉的一块有重量的基石。”
易卜拉欣总统还向三位遇难者颁发了马里国家勋章，仪式规格之高当属罕见。
一个月后的12月27日，北京突降小雪，一扫连日的重度雾霾。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入口两侧，悬挂着一幅挽联：“巍巍功业炳千秋，同昭一带一路前锋；耿耿丹心昭日月，共仰海外事业先导”。
入口还摆放着一块大屏幕，上面切换轮播三位逝者的工作和生活照片。通过这些照片，观者仿佛身临千里之外的非洲世界。
据中国铁建统计，一共有800余人参加了当天的遗体告别仪式。但常学辉的亲友们知道，还有很多他的同事因为驻外赶不回来。
先行者驻足非洲，启程者仍络绎不绝。

设计：冷斌、李靖华
版面编辑：王喆、魏春元、李春妍（实习）、杜华敏（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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