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城镇化加速推进，渔民赖以生存的江流、滩涂、海域，正在被沿海各地发展工业的“胃口”所倾吞，海岸开发热火朝天，填海工程高歌猛进，工业园区飞速扩张，污染的威胁步步紧逼，水生态环境形势日益严峻，老渔民们不得不被迫上岸、另谋出路。
近年，即便中央环保督察的疾风骤雨之后，沿海工业园力图整治污染环境问题，但这些渔村早已不复昨日。2018年1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公布的《关于检查海洋环境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显示，当前中国约十分之一的海湾受到严重污染。
多年的过度捕捞，亦加剧了“鱼荒”。国家政策加紧“禁渔令”，渔民的生存更是雪上加霜。在各地不同程度工业发展的“围剿”下，传统渔业如何转型，“末代”渔民何去何从？
2018年11月4日晚，湄洲湾南岸，福建泉州市泉港区南浦镇，近海鱼排上，人们刚结束白日的劳作，相距不过200米的东港石化码头，仍在加班加点地运转。
凌晨一点，福建省东港石油化工实业有限公司进行油品装卸时，发生事故，造成6.97吨化学品碳九（C9）泄漏。凌晨3点左右，尚在睡梦中的渔民，被恶臭呛醒，发现支撑鱼排的泡沫被污染物溶解，渐渐下沉。
碳九芳烃是由石油催化重整以及裂解后一种副产品的聚合物，高浓度对中枢神经有麻醉作用，引起急性中毒。
事发一周后，不少渔民舍不得自家的鱼，强忍着身体不适，守着鱼排抢修。而鱼排内的油污久久不散，不计其数的鱼苗，活活被毒死。一个鱼排亏损几十万元，预计每户渔民的损失，多的可达上百万元。据《泉州晚报》2018年11月10日报道，海洋部门统计反馈，此次事件直接影响海域面积约0.6平方公里，养殖受损集中在肖厝村网箱养殖区约300亩，涉及养殖户152户。
自1989年以来，福建炼油化工有限公司（下称福建炼化）落户泉港，这片世代以渔为生的土地，开始向着千万吨级石化产业基地迈进，现拥有1400万吨/年炼油、110万吨/年乙烯的产能。20年过去，石化工业蓬勃发展，烟囱、储罐、运输管道如钢筋森林，将渔村团团“围住”。公开资料显示，泉港区入驻的石化企业约28家，是国家九大炼油基地、全国60个危险化学品重点县（市、区）之一。
与化工为邻，空气越来越浑浊，鱼苗成活率大幅下降，渔民们多有抱怨，对慢性中毒心存恐惧，又无可奈何。由于取证困难等原因，当地居民的举报投诉，监管部门甚少作出回应。
搬迁，似乎是解决矛盾的惟一方法。早在2016年11月，泉港即规划了“厂村分离”，推进石化工业区安全控制区搬迁工作，主要涉及3个镇17个行政村，约5.27万人。如今不靠海的村子大多人去楼空。而渔民们仍在挣扎，远离海岸线意味着放弃赖以为生的家业。
被工业围困的，不止一个泉港。数十年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园疯狂扩张，渔民挣扎求生，渔村落败凋零，甚至难觅踪迹。涛声依旧，难以传承的，除了渔业，还有碧水清波。“碳九泄漏事件”揭开了一道疮疤。
“以前啊，到山边都是海。”每逢外来客，这是乐清湾老渔民们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如今，将山与海隔开的，是层层叠起的厂房，不间断的围垦造陆，高高筑起的堤坝，“见缝插针”的养殖围塘。
下辖浙江省温州的县级市乐清，依山傍海，拥有广袤而肥沃的滩涂，养殖历史可溯源至宋代，是中国最大的贝类种苗养殖基地。
滩涂，即海洋河流与陆地之间形成的大片淤泥状湿地，是多种海洋生物栖息产卵地，对海洋有净化作用，被称为“海洋之肾”。
改革开放后，乐清民营经济兴起，电气制造成为支柱性产业，工业用地紧缺，遂向海要地，掀起填海造陆热潮。
“乐清的地理特征是‘七山二水一分田’，乐清人吃还吃不饱，只能自给。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发展自己的工业经济，那就从两方面入手，开山、填海。”一位乐清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官员告诉财新记者，本地靠山，取材便利，“把山开了往海里填”。
21世纪初，滩涂围垦被写入了浙江省省级规划，温州各地围垦造陆工程如火如荼展开，系城市建设的重要依托，产业集聚的空间支撑。据《温州晚报》2015年7月报道，温州市规划和在建的围垦面积，达221平方公里（约54607亩），与2012年该市中心城区面积比较，相当于再造一个“海上新温州”。
乐清经济开发区，东临乐清湾，其内的乐海围垦工程2012年建成，造地面积近7000亩。若以海堤为界，能感受到一种“冰火两重天”：一面朝着大海，渔民们卷起裤腿，在浅海滩涂上劳作，打理贝苗，不时飞来贪吃的鹭鸟，稍作停歇；另一面工业的气息扑鼻而来，挖土机隆隆作响，厂房肃穆，荒废的鱼塘散落其旁。
向海要地的不仅仅是工业园、农田，原有的养殖滩涂被占，村民们不得不随着前移的海岸线，越过海堤，圈下新水域，维持生计。近年，有部分村民因在规划外违规养殖，屡遭政府清退。
“挖到海对面洞头县了!”有村民打趣道。
工业园被渔民视作眼中钉，除了用地之争，矛头还直指其带来的生态隐患。电镀加工是乐清的传统优势行业，配套高低压电器、五金机械制造业，长期以来，存在布局散、排污不达标的问题。
“电镀厂建起来后，很多野生的海洋生物消失了。以前，潮水退去，可以抓捕鱼虾，后来都没有了。”养殖户吴立定回忆——他是当地的贝类育苗专家。吴家祖代都是“在海里赚钱的”“三代在海涂”。他告诉财新记者，这些年坐在家里，南风一吹来，根本不敢开窗，都是工业废气的味道，“臭臭的”。
以新增地块——乐海围垦功能区为依托，智能科技产业园、环保产业园等拔地而起。2015年，该市原有的73家电镀企业，合并成22家，集中入驻环保产业园区，试图规范重污染行业。
近期，紧邻工业区的翁垟街道三屿村村民，联系了环保组织，代为发起环境公益诉讼。工业区扩张，带来更多的污水处理需求，为节省输送成本等，2016年乐清市政府拟在村内的滩涂（围塘养殖）用地，新建污水处理厂。根据《乐清市翁垟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披露，污水厂建成后，除接纳城市生活污水，每天还要接纳0.6万立方米电镀废水，以及1万立方米工业废水。
三屿村共有贝类育苗企业33家，据当地人描述，总产值每年可达1亿元。家门口的污水处理厂，势必污染水质、影响养殖。令村民们愤怒的是，环评报告仍存争议、疑似未批先建。从开建到现在，污水处理厂已初具雏形，却未曾征询过村集体的意见。他们连番向上反映情况，反被威胁要拆掉育苗场。
为了更好地组织村民“维权”，吴立定2017年年初参选三屿村副村长成功，他告诉财新记者，村委会发起过调研，全村700户人家，3000多人口，超过九成反对污水处理厂落户。
2017年12月，中央环境督察组点名通报，温州市及苍南县、乐清市、平阳县等地政府和瓯江口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在未取得海域使用权的情况下，组织实施5个滩涂围垦项目，违法填海2305公顷。督察组还发现，浙江的违法填海、违规养殖、入海排污等问题突出，导致济南海域水质持续恶化，2016年劣四类海水比例高达60%，其中就包括了乐清湾。
“现在环保的弦绷得很紧。”前述官员说。
村庄中心在建的污水处理厂，挖掘机高高举起，重重落下，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去年春夏，一场“史上最严”环保风暴席卷了黄海之滨。
“坚决整改，涅槃重生”“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灌河口两旁的三家化工园内，环保宣言的大字标语随处可见。数百家企业全面停产整顿，挖暗管、查危废。
2018年4月，江苏省政府联合调查组现场检查灌河口三家化工园区时，查出了188家企业均不同程度存在环境违法行为，问题达762个。同年10月，生态环境部再次发布通告称，连云港市灌云县临港产业区化工集中区、灌南县连云港化工产业园区整改不到位，环境违法问题严重，部分区域环境质量甚至恶化。
工业废水曾源源不断地流向灌河，汇入黄海，环境污染重创了生态环境，外加过度捕捞，昔日渔港千疮百孔。近海鱼荒，渔民或去往远洋捕捞，或“转业”上岸。
江苏省虽是鱼米之乡，自古富庶，但苏北地区向来是经济洼地。2003年前后，三家化工园区陆续开工建设，以农药、医药、染料等行业为主，承接从苏南、浙江等地搬迁而来的高污染化工企业。
灌云县临港产业园，是三家工业园中最靠近入海口的。因河海交汇，养料丰富，鱼虾肥美，这里的海鲜远近闻名，当地人传言，过去有日韩游客乘坐轮船至公海，再“偷渡”到此，只为尝鲜。
化工厂边的燕尾港镇老街，已被规划为港口仓储物流用地。自2017年拆迁后，一片荒芜。以前的居民，主要靠产盐、打鱼为生，因渔获量可观，吸引了不少外来渔民，一些本地人靠着“瓦片经济”也远胜丰衣足食。穿过老街，便是渔船的停泊地。
早晨八点，码头开始热闹起来，渔船上卸下一筐筐花壳蟹、牡蛎、蛤喇，进货的人，来来往往。
“450马力的船，开11个小时才能打到鱼了，以前不过1小时。”一位渔船主告诉财新记者。他和几个伙计，正忙着将刚捕捞起的毛蛤卸下。“下半年都是亏本的，很多人转行了，去化工厂打工。”没有半点收获的喜悦，渔船主摇了摇头道，2017年出口过一批毛蛤到韩国，结果煮出来的水被染红了，遭到退货。
码头如今的光景，在熟悉的人看来，大不如从前人声鼎沸的渔港。化工厂扎根十几年，加速了渔业成为亏本的营生，不少渔民不得不卖掉渔船，四处打零工谋生。
“以前，海边的水是暗红色的。”饱受污染之苦，码头上的渔民们谈及此话题，滔滔不绝。
环保重压之下，“县里面说（暂时）不管GDP了，先整改。”燕尾港镇的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对财新记者表示。
距离燕尾临港产业园17公里，灌南县连云港化工产业园亦十分冷清。2018年12月初，财新记者走访时，有五家企业恢复了生产。该产业园管委会主管环保安全的吴文斌说，整改前有84家企业，整改后预计能复产30家，其余企业面临着关停搬迁。
依据相关规定，化工园区边界与居住区之间，应设置不少于500米宽的隔离带。堆沟镇黄姚村村民秦洪宝和老伴住在化工区的对面，中间隔着马路和头排河，不过400米的距离。秦洪保今年61岁，曾从事渔业20多年。“20多个堂弟兄，都是捕鱼的”。
秦洪保感叹，以往朋友来家中做客，“稍微在河里捞一点，就能搞一顿丰富的海鲜餐，现在是一条都没见着了。”工业园建起，八亩良田被征去，秦家几近断了收入来源。
2016年9月至11月，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对园区内的水样、空气等分别进行了采样。检测发现，四个水样、三个底泥沉积物样本中，共检测出226种有机物，其中，近三成物质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21种具有三毒性：致癌、致突变、致畸；园区空气中，含有八种高浓度的挥发性有机物，包括苯、甲苯、二甲苯等，均属“危险化学品”。
“以前这里的天，飘着的不是云，是气，铺天盖地的。”秦洪宝曾为园区管理水阀七年，污水来了，他便打开阀口放水，任污水在上游中和一下，再顺流而下，冲向大海。2015年前开闸频率最高，“白天冲、夜里也冲”“河都是臭的，红的、黑的”。
隔灌河相望，盐城市响水县生态化工园内，几家工厂已复产，仍不时飘来异味，如置臭鸡蛋于鼻前。环保志愿者在旁表示，这便是“硫化氢”的味道。难以想象百家“齐放”时渔村的窒息。
环保风暴刮过化工园，2018年下半年后，空气中刺鼻的味道，终于减轻，河面上也不再五彩斑斓。可渔民们对未来，已经没了耐性，失了信心。
顺长江而下至太仓，600多年前，郑和船队曾在此起锚，七下西洋。现今的江苏省太仓市，是长江沿岸工业重地，以石油化工、精密机械等为主导；港区物流繁忙，2018年完成集装箱吞吐量突破500万标箱；公路上车流不息，重型卡车呼啸而过；村庄逐渐被并入城市规划，拆迁后盖起绿化优美的楼盘。
太仓境内，位于长江入海口的浏河，与崇明岛隔江相望，曾因污染之名屡次出现在报道中。2000年前后，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浏河周边，发电厂、造纸厂、化工厂林立。
化工围江严重时，污染几乎无孔不入。
“过去污染严重时，新渔网下去就破了，捞起来满满的垃圾。”当地人传言，2000年到2010年间，浏河口渔村的癌症病人逐渐增多，“吃污染水死了”。
2018年年末，笔者试图寻访旧时渔村的痕迹时，从海鲜餐馆打听到居民区，人们都摆摆手，表示不清楚。
“现在太仓（几乎）没有渔民了。”直至刘家港镇的海鲜批发市场，一位蒋姓老板告知，2012年起渔民开始陆续上岸，部分集中安置在浮桥镇明珠花园小区。
《太仓日报》2014年7月报道称，随着太仓港经济发展和渔业资源萎缩，《太仓市长江渔业水域占用补偿和安置实施意见》出台。“告别破旧狭窄、居无定所的渔船，搬进设施完善、宽敞明亮的楼房；告别持续了半辈子的捕鱼生涯，进厂打工、登岸谋生⋯⋯今年起，我市54户长江渔民全部被安置上岸。”
“本来（政府）说会安排工作，结果没有。”40岁出头的陈家友是浏河口被安置的渔民之一，渔船、捕捞工具折价上缴，政府购买社保、补贴部分房款，一家四口住上了百来平米的楼房。捕鱼时年收入过10万元，上岸六年，人到中年，再就业尴尬，陈家友和妻子一直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
1993年，18岁的陈家友随父母和另外五家人组团，从江苏淮安洪泽湖“下江南”。他们听老乡说，长江口水草丰美，渔获量高，“鱼能卖个好价钱”。
明珠花园内，住着多户老渔民，30年前，他们划着小浆，从老家洪泽湖经京杭大运河顺流而下，走了一个多月的水路，到达太仓。
陈家友的父母住在一楼车库。这些车库大多被改建成了一居室，年过60岁的外地渔民，大部分没落户本地，上岸补偿不到位，只能租或买下价钱较便宜的车库安顿。
“这把年纪，工厂也不要我们了”“现在不能回家了，回家也没房子，没地方打渔”“小的都去上班了”⋯⋯地下室的老渔民们七嘴八舌，有人打趣道，“我们是洪泽常驻太仓大使馆”。
“讲过去没得用！”渔民李大爷忿忿地打断了采访。
陈家友在港区集装箱货场旁，找到变了样的浏河口七丫港。他表示，这避风港，是以前泊船的地方。很难想象眼前修建整齐的水堤下，曾经有三四十户水上人家，随着潮涨潮落劳作、歇息，串门的方式是从一个甲板跳到另一个甲板。
浏河北岸的造纸厂内，分布着近十个烟囱，遇上冬天的冷空气，浓烟滚滚分明。“这两年（污染）好多了。”渔民们说，但是鱼已经不来了。
巨型烟囱下，63岁的谢春洪依然守着渔船，吃住在船舱。外地户籍的他，认为政府的安置补偿不合理，拒绝上岸。
他告诉财新记者，自己是周边仅剩的八家“钉子户”之一。每隔一两周，夫妻俩分工“老婆开船，老公逮鱼”，去上海浦东机场附近水域捕捞，赚点生活费。谢春洪不住地叹气，“小女儿结婚买城里40万元首付的楼房，要补贴一点”。
而长江渔业资源已然告急。据央视财经2018年9月消息，长江干流的捕捞产量已不足10万吨，相较全国6900多万吨的渔业产量微乎其微。“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鳙鱼系我国淡水渔业的主要捕捞对象，产卵量出现大幅下降。同年10月，国务院发布文件提出，到2020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现常年禁捕。
早前，一系列保护措施相继出台，比如实施禁渔期制度、增殖放流、划定保护区等。传统的捕捞业，越来越难以为继，似乎已成定局。
面朝工业园，陈家友站了一会，淡淡地说，“喜欢以前开着小船，多自在。而且，有钱人不也喜欢钓鱼嘛。”■
财新记者周辰、秦梓奕、杨睿对此文亦有贡献